说：“阁下，我不是一个懦夫。”
轮到玛利安诺的儿子作证了。
费迪南德说：“20日那天晚上，晚饭后我跑到我家去问我的姑父季里诺，他什么时候回马尼拉。爸爸让我和姑父一起走，因为我身上带着钱。姑妈告诉我，姑父到外面给他在马尼拉的母亲打电话去了，因为他们还缺点现钱，还说，钱一汇到，他们就动身去马尼拉。我告诉姑妈，我父亲让我和他们一起走，我希望能尽快去，以免旷课，也可以有时间为10月份举行的期中考试作准备。和我姑妈的谈话大概有10分钟，事后我就回到贝拉诺街的屋里，开始为期中考试作准备，因为我是随身带着课本的。学习了两小时后，我就上床睡觉。我的同房伙伴埃弗拉因在我睡着后还在那里读书。21日一早，我醒来大约6点30分了，纳伦达桑死亡的消息，我是从镇长的贴身女佣奥罗拉·柴小姐那里听说的，她也住在那所房子里。出于好奇，我问她，谋杀案是何时发生的，使用了什么样的武器，凶手是否已经逮住，谁是嫌疑犯，那天早晨8点钟过后，埃弗拉因和我一起到市政大厅去打听有关纳伦达桑被杀案的更多的消息。”
不管这故事显得多么圆满和周详，1939年12月1日，拉奥的初审法庭依然宣判费迪南德犯有杀人罪，而且，证据确凿无疑。考虑到他年轻，服刑时间最少为10年，最多为17年零4个月。他的父亲被判无罪释放。
这时候，费迪南德竟然提出一个相当可笑的要求：请准予他保释，因为他要去上学读书。奇怪的是，法院竟然同意了。这且不说，更奇的事情还在后面，几天之后，法官克鲁斯把费迪南德叫到自己的私人住所，对他说，奎松总统准备赦免他！也就是说，马科斯被判杀人到无罪赦免，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而且，赦免是什么理由，从来没有公开解释。
有分析家认为，这依然与马科斯真正的父亲柴法官有关，在他被判有罪的时候，柴法官一定私下拜会了奎松总统，要求对马科斯进行赦免。作为堂堂一国之总统，赦免一个杀人犯自然是小事一桩，奎松答应了柴的这一要求。奎松为什么这样看重柴法官呢？柴法官是巨富，奎松的任期，到1941年就完结了，他想获得连任，自然需要柴法宫财力的大力支持。这样，他们就进行了一桩肮脏的政治交易。
让人惊讶的是，费迪南德竟然拒绝了奎松的赦免，回到了拉奥的监狱。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这就是马科斯的过人之处。他不想给人留下口实，他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当时，一般人都没有看出来，这个还是学生的年轻人，具有非凡的政治理想，他还不想就此罢休。
在拉奥监狱里，费迪南德呆了6个月，写出了长达830页的申诉书，于1940年5月递交最高法院。同时，他在这一期间还参加了律师会考，会考分数高达98.01分，这是他超群记忆力所得到的回报。他的这分数，使许多人不相信，有人甚至以为他作了弊。为此，费迪南德大力恼火，被控杀人的事情他还没说清，这里又要污蔑他考试作弊。他要求进行复试，法学院的院长让最高法院的法官对他进行面试。这也表明院长对自己学生所抱的充分的信心，面试的时候，费迪南德向他们提出挑战，让他们在刑法、法律道德规范、民法、商法、诉讼程序法和政治法等方面随便提问。他通过了考试，成绩为92.35分（几年后，有人锦上添花，把这个分数改为95.30分）。事后，法官们问他，报上说他把任何东西都可以倒背如流的报道是否属实，作为答复，马科斯当场表演了一番。“这是费迪南德最为得意的一天。”
最高法院决定于1940年10月12日就马科斯的上诉进行辩论。“为了这件大事，他穿了一件白色的用鲨鱼皮做成的衣服，以示他是清白无辜的。”他的父亲没有出席，主持这次最高法院审讯的，是人们褒贬极不一致的副大法官——劳雷尔。
后来作了总统的劳雷尔是个传奇人物，1909年，他18岁，为跟一个男子争夺一个女孩，他一剑刺死了对方，这使他一举成名。当他被指控杀人之后，他在最高法院成功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劳雷尔在最高法院任内，比别的任何一个人都对马科斯的案子感兴趣，他抢在别人前面宣布他将来自起草“多数人赞成的决定”。据某一消息来源说，劳雷尔逐个走访了最高法院的成员，为无罪释放马科斯作了一番很动情的辩护。
劳雷尔何以如此？年轻的马科斯有哪一点值得他如此看重？这个问题，从未得到过让人信服的解释。有人说，马科斯得以无罪释放，完全得力于劳雷尔的大力干预。虽然劳雷尔在法律上了结此案显得矛盾百出，但是，作为大律师，他似乎宁愿损害自己的名声。有人试图解释这个问题，认为劳雷尔是出于同情心，因为他年轻时候也杀过人，也被判刑，现在，与他当年差不多年纪的马科斯的处境，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这样的解释是不会让人信服的，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一桩杀人案，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民事纠纷。又有解释说，大法官劳雷尔是爱惜人才，因为马科斯才华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