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陪家人到公园游玩，没想到在那里碰上了欧医生。
欧医生和一个身材瘦高，穿件淡绿色茄克衫的男子迎面走来。欧医生似乎在给那人竭力地解释着什么，那男的一声不吭，面无表情地默默走着。
见到我，欧医生显得十分热情，他叫住了转身退开的那个男子，向我介绍那是他的朋友，但他却向那人介绍我和他是一个医院的同事，搞妇产科的。
我困惑不解地瞪着欧医生，却发现他悄悄地向我使眼色，意思是要我注意这个男子。
我留意打量了此人一眼（欧医生没有介绍我们双方的姓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清瘦的脸庞，五官长得也还端正和谐，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镶边的金丝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可我发现那镜片后面的目光显得呆滞木然，里面似乎包含着很深重的忧伤。
听到欧医生的介绍，他很机械地咧嘴冲我笑笑，然后弯腰来了个日本式的鞠躬。
我当时正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没料到对方并没有握手的意思，幸亏我的反应还算灵敏，马上也朝他弯腰还了一礼。
欧医生邀请我和他们到湖中划船，我看到那个男士虽然非常礼貌，但始终不言不语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感到不大方便，就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我给欧医生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要编造我是医院搞妇产科的，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需不需要帮忙。
没想到，他说：“哎呀，你怎么那样笨哪，还当什么记者？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现实生活的尴尬
警车沿着坎坷不平的盘山路行驶，车窗外，山乡那明丽璀璨的秋色似一幅珍藏已久的彩色图片，渐渐地掀开了我记忆中的扉页。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群龙腾虎跃的身影，一片童音未改的呐喊声，欢呼声……
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山顶上有一所乡办的小学，体育活动开展得非常好，一连几年在市里的中小学体育运动比赛中夺得了多项冠军。
警车终于在山顶上的一座围墙外停下了，市公安局派来陪我采访的刑侦队李队长跳下车，帮我打开车门，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干警已从大门里迎了出来。
我却坐在车上不想下去。
我的情感上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的确是我曾经到过的那所小学，而且我曾经为该校如何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通讯。警车还没有停稳时，我却已明明白白地看清了挂在大门上“强制戒毒所”的牌子。
李队长以为我是晕车，连忙过来搀扶我。
我强挣出笑脸谢绝了他，怀着一种十分苦涩的心情走进了这所当年是学校如今变成戒毒所的大院。
十年前，我作为省卫生报的记者，曾随着省卫生检查团到过这所小学校来检查卫生设施和学生的健康情况。记得那天来到学校时，刚好是学生课间休息在打篮球，宽敞的球场四周站满了围观的学生，一个个兴致勃勃显得比打球的队员还要激动。虽然不是比赛，但是场上的小队员却打得认真激烈，生龙活虎，有个队员为了争夺一个球，竟然抱着篮球从另一个队员的胯下泥鳅样地钻了过去，还翻了两个跟斗，把场上的队员也撞倒了好几个，引起了球场上一片喝彩声、抗议声，还有临时小裁判命令停止的口哨声……
如今，那宽敞的球场依旧，球场那一排花坛依旧，那围成四合院的房屋依旧，可原来楼下的一排教室已改成了戒毒学员的住房、政治学习教室、健身房、医务室；楼上原来的教室、教务处、校长办公室已改成了公安干警、协管人员以及医务人员的宿舍；那曾经矮得能够飞出篮球的围墙上增添几道长长的铁丝网；那雪白围墙上，原来书写着的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大红标语，如今却改成了“有毒必肃、吸毒必戒、扫除毒害”；当年我们卫生检查团坐着观看学生打球的走廊上，现在坐着的是一排瘦骨嶙峋、面容憔悴，正在等待服药治疗的戒毒者。
我悲怅地举目望着四周青翠的山峦。青山依旧，楼房依旧，可物是人非。为什么会是如此惊心动魂的改变？
为什么？
我想起了前不久在一个县的强制戒毒所采访时听到的一个故事。
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军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赶来这个县的戒毒所看望女儿，没想到，他来到戒毒所却没有随着其他家属慌慌忙忙进去看人，而是在大门外抚摸着围墙外的建筑物放声大哭，痛不欲生。原来，四十年前。正是这位颇有才华的建筑工程师亲自勘定并指挥在此地建筑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工兵营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十年后，这座当年极为得意的杰作会成为他独生女儿接受强制戒毒的地方。
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巧合。
不！我不接受这种“巧合”。
没有谁会想到曾经用于为人类创造幸福安宁的工兵基地四十年后会成为解除人体毒害的场所。正如我没有想到十年前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学校，如今在我面前却是一所冷寂无声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