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街的省政府等地。待解放军进城后，如果驻进这些地方，足可起到搅乱人心、造成损失的破坏作用。
盛文此言一出，满座鸦雀无声。对于在座的非四川籍人员，闻此言虽感这种做法未免过分，却以为盛司令既然已讲，也就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命令若下，让干也就只能干。而川籍人员和成都有家者，听后都十分震惊，谁又知那些当兵的把炸药是否放在了机关大楼下面，还是引爆了就算了事，那地雷也难测会滚到自己的脚下，特别是那些有家眷在城区者，还未等盛文把话讲完，已是汗流浃背。实际上，在座的都明白这些炸药和地雷，将会给成都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有眷属亲朋在成都也势难幸免。但是，谁也不敢当面直接反对这件事，都见盛文正在虎视眈眈，恐此时进言稍有不慎即可引来杀身之祸。围坐桌前的军官们开始还面面相觑，到后来只剩下盛文高昂着头盯着每一个人，其他人把头低得几乎碰到了桌面，谁也不敢添言搭语。
这时，盛文在这令人窒息的场所中也难忍受下去，又不好对着众人的面大发肝火，便似是无意地离座而起，走出会议室到隔壁他的寝室里去了。会场顿时才从“休眠”中苏醒过来。有人向副军长沈开越进言说：“沈先生，这样做恐不妥吧。”沈开御本来就对盛文有成见，特别是对今天盛文提出的这一必遭万人唾骂的残酷做法，更觉反感，作为第三军的副军长和“防总”副总司令，他沈开越也不愿随盛文背这个黑锅，尤其是在座的军官大多数都有家人现在城区，即使盛文的命令下了，这些军官恐怕也未必去彻底执行，况且如果闹翻了，光杆司令的盛文也就会孤掌难鸣。所以，沈副军长当场明显地表露了自己不同意盛文意见的思想倾向，使在座的一些川籍军官感到有了发表意见的勇气和靠山。
几分钟后，盛文转了回来继续坐下面视着大家。有家眷在成都的“防总”参谋处处长兼新闻处处长黄烈君，首先鼓起勇气平心静气而又内心不安地说：
“盛先生，我想部队即将出发，有很多事要准备，恐怕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再说，我们是撤离而不是进攻与防御，共军纵然得到炸药、地雷对我们也毫无损害。如果埋下去了，共军并不会把部队全部驻进机关，即使爆炸了，对他们的损失也不会很大。但这种做法，将会波及整个成都市，死伤居民将以万计。无论我军部队还转不转来，对我们来说，都将是千秋骂名。”
黄烈君最后似乎以“舍得一身剐”的胆量连珠炮般地讲完了这段话，等待盛文的发落。没想到盛文嘴角带着微笑瞥了黄烈君一眼，接着用很缓和的口气说：
“我早已想着了这一点，但是胡长官走时曾交代过，可以炸毁的地方都应该炸毁。”盛文言下之意，显然仍是在坚持己见。
黄烈君的一席话既然开了头，大家也就再无所更多顾忌地七言八语嘈杂了起来，仅从语调声音的大小听，显然川籍军官的意见占了上风，尤其是那如泣如诉的恳求声，使一些外籍军人的不同意见再难坚持，即使有坚持不同意见的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再公开表态，得罪众人。这时，不知谁插了一句“成都又没有非炸不可的军工厂”，盛文的眼珠快频率地转着，他保持沉默了。
沈开越微启笑唇，对着盛文说：“盛军长，就这样算了吧！不要再讨麻烦了。如果胡长官责备，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骂人，就算我顶着。”盛文知道沈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既然他把责任承担下来，自己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盛文又问：“那些炸药、地雷怎么办？”
沈开越回答道：“辎重汽车团正要我指示他们的行动，让他们连夜带去新津机场，交给国防部的人脱手了事吧。”
至此，盛文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在座的川籍军官在当时无论是仅从个人狭隘的家庭小圈子考虑问题，还是从全部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利益出发，客观上都为中止盛文这一罪恶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成都市民为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侵害，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们行动了起来，护厂、护校、护店、护家，为延续成都这一古老城市的历史文明甘洒热血。如城东椒子街电厂工人的护厂行动，即是成都市数百家厂矿企业群众以殊死的斗争，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一个缩影。
椒子街电厂是解放前成都市最大的发电厂之一，是成都市经济与居民生活的要害部门，该厂的安全，无疑对整个成都市社会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该厂首当其冲地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爆破计划之列，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反破坏工作也及时做到了这里。
工厂紧紧地依靠工人，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扣人心弦的斗智、斗勇斗争。为了防止敌爆破人员窜入厂区，电厂内设了4道防线：临街大门两旁堆积了沙袋，后面有武装厂警守卫；进大门50米处，左边的楼房和右边的警室，由工人和厂警持快枪严密守卫；通过两建筑之间的狭窄通道两旁，以堆放的木炭为掩体，由抬炭工人轮流守卫；机器房邻河一华里长的地带，架设了内层高压、外两层低压的三层电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