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要把成都夷为平地而不留给共产党，是得需要这么多炸药。只要你签个字，我们工兵团就可马上把炸药拉回执行。”
“对，是得需要这么多炸药。不过……仓库里是不是还存有这么多炸药，我要查一下。”
“真是贵人多忘事，听胡长官讲，你们仓库里不是刚运来几十吨黄色炸药吗？”
“那好，这样吧，我马上让人去核实，再请示一下我们补给区曾庆集司令。你先把手令暂时放在我这里。你的老朋友徐震球、袁琼现在都在附近，你既然来了，何不先去会会老友呢。顺便告诉你一个消息，袁琼现在是西南游击第一路第六纵队参谋长，我和徐震球为纵队副司令并兼第一总队正副司令。”
姜翼龙听了王樵生的话后，很是喜出望外，他和袁琼、徐震球可真谓是老朋友了。抗战初期，姜任工兵营长在广东曲江配属第四战区作战时，袁琼即在战区长官部任参谋处第三课长，专管工兵业务。后来，姜当了工兵团长转赴昆明后，徐震球正在国防部任点验组长，经常点验工兵团。因此，姜翼龙无论是对袁琼，还是对徐震球，都有往日提携擢升恩情当谢。所以，当他听说袁、徐就在几步路就到的玉石街基业大厦后，便急忙告辞王樵生，来会老友了。他想，等会再来取王樵生签字的手令也不迟。
姜翼龙离去后，王樵生急忙抓起电话筒，用暗语通知徐震球和袁琼，要不遗余力稳住姜翼龙，使胡宗南这部已开动了的大爆破“机器”中的工兵团这一关键性的传动齿轮脱落。王樵生打完电话，话筒握柄上已是汗水一层。
老朋友在战乱中相逢，格外亲切高兴。姜翼龙、徐震球、袁琼的话题从广东扯到昆明，很快也就扯到眼前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一说到这，徐震球这位曾以“徐青天”饮誉的原国民党军点验组长，竟慷慨陈词，数落起国民党军、政界的种种弊端来。姜翼龙在一边静听着，他早就闻知，这位在1923年就进四川陆军讲武堂的徐震球，在朱德任南昌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时，便是追随朱德出川参加国民革命仅有的十五人之一。
姜翼龙越听心中越发慌，他不止一次听过徐震球刚正不阿的言谈，钦佩徐震球的正直为人。但今天这位老友讲的话，却完全像是出自一个共产党人之口，而一向老谋深算的袁琼也在一旁帮腔，不痴不傻的姜翼龙已听出了两位老友的话中音，顿时冷汗透背。这时，姜翼龙顿悟，王樵生的电话已先一步通知了徐震球和袁琼，这三人肯定早有反蒋起义的约定。
姜翼龙静默无语，品味着两位老友的话，不容辩解，那些都是实话，国民党确实已到了山穷水尽之途，他姜翼龙自己也看得清楚，只是那种由于深受社会影响、半生形成的忠君思想一时难拐过弯来，可眼下已是危局，也该是给自己找条后路的时候了。
怎么办才好呢？一想到反蒋投共，姜翼龙不免又心惊肉跳，现时可还并不是共产党的成都，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还集结在成都新津一线，国民党特务、军警遍布全城，如若违背胡宗南这道视为关键王牌的军令，必然马上会招来杀身之祸。此时的胡宗南一定正在竖起耳朵，欲听来自蓉城的轰鸣大爆破声。
徐震球见姜翼龙的犹豫为难之表情，便进一步彻底交底，晓以大义，告以利害关系：
“姜团长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你若执行了这道手令，必是千古罪人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要知道，你手下可是成都百万生灵和数以千年的历史文明啊！”
“可……这……我抗拒命令，胡宗南绝不会饶过我，我们现在都还处在他的控制之下。”
“可你更不要忘了你现在的处境，是在我的司令部内。”袁琼严厉地暗示道，又安慰说：“当然，我们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对于你的安全，我们负全部责任，你放心，你的安全也就是我们的安全。”
徐震球站了起来，走到低垂着头的姜翼龙面前：“你再仔细想一下吧。你执行了手令，对国对民对己都无好处，军人的天职应该是无愧于国与民，你却要坚持为某一个人效命，这值得吗？你一时的糊涂必将使民众百姓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川中千百万百姓，日后怎能容得你这刽子手。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你一个人又有何为。你应为国民和自己的前途着想。”
这番情至义尽的肺腑之言，使姜翼龙有所醒悟，他不再像当初那样坚持己见了。
王樵生敲门而入，见姜翼龙万般愁容，心中便明白了几分，说道：“这样吧，既然姜团长愿与我们合作，我们商量商量，这事应尽快处理。”并把那张重似千钧的手令抛在桌子上。
窗外，一辆辆战车轰隆隆开过，沉重的履带压在路面上，发出刺耳的金属撞击声，似乎要把路面撕裂。
姜翼龙总算结束了他的沉默：“感谢各位兄长的劝导，给我指明了一条路。我也算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王樵生、徐震球、袁琼如释重负，会意地笑了。四人最后商定，姜翼龙立即摆脱胡宗南部的控制，秘密避居本大厦内，暂时断绝与外界一切关系。与胡部的交涉，由王樵生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