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长真是愧对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
蔡文治气呼呼地说着，一边用两手扯着军服衣襟的下边，猛然向两边一撕，把军服上的扣子从下到上全部拉断了线，衣扣飞向会场四周，他接着大声哭着说：“我不干了，我不再当军人了！”
全场惊愕。
顾祝同安慰蔡文治，说：“蔡厅长，你沉静一点，有话慢慢说。”
坐在一边一直没有吭声的汤恩伯知道今天会议上大家的矛头都在对准他，他再也坐不住了，愤怒地站立起来，指着蔡文治训斥：“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因为汤曾经当过军校的大队长，蔡当时是学生，所以汤如此出言不恭。
蔡文治当即还击：“你还有脸摆出你的老师臭架子！军校学生再没有一个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没有哪一个人再承认你是军人了！”
这几句话对堂堂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来说是很重的，刺到了汤的痛处。
此时，汤恩伯也已是忍无可忍，众目睽睽下，他竭力大声辩解，不得不甩出了最后的王牌，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有总裁的命令！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你们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他从上衣口袋中摸出那张对折的纸来，故意在参谋总长顾祝同的面前抖开，晃了一晃。
顾祝同呆坐在那里。
会场上戛然静得如无人一般。
汤恩伯刚才涨得通红的脸恢复了正常，接着，他洋洋得意地宣读蒋介石的手令。
大家到此方恍然大悟，有吃惊者，有长嘘者，更多的人呈现出的表情，则是在明白原来受了蒋介石愚弄后的伤感。
汤恩伯见大家谁也不说话，接着又解释说：“因为金银数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前几天，陈良怕我守不住，每船装重了一点，以致‘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洋面触礁沉没，因而我和陈良都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其实，汤恩伯在这里所说的‘太平号’轮船，是中央银行租用的一艘商船，装运的是本行的档案卷宗，在宁波海面与台湾开出的一艘国民党军舰相撞沉没，所运载的档案卷宗全部损失，随船的6名押运人员，仅1人生还，而并非汤恩伯在这里所吹嘘的是装载的黄金。
与会者的目光齐刷刷地都在看着汤恩伯，盯着那张蒋介石的手令。
汤恩伯用手指着蔡文治的鼻子，冷嘲热讽地挖苦道：“你这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难吗？依你的计划，主力分散到浙赣沿线，上海守不到必要的时间，这些黄金运不出，落入敌手，试问这责任由谁来负？”他收回了手令，转而对着大家用缓和的口气说道：“我本来是奉命保守秘密，不敢随便泄漏。今天不是这小子发狂，我还不给你们看呢。算了吧！总裁无意久守上海牺牲实力，只要运完金银就了事。军事上的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多管什么闲事！你们这些长官、同事们先请到广东去吧！免得在此妨碍我的手脚，必要时还得要我保护你们。”
狂妄至极的汤恩伯越说越放肆，顾祝同等将领一个个面红耳赤，半天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次日，汤恩伯又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召开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机密，参加当日会议的人员都是与具体负责抢掠黄金等物资有直接关系的各方头目。
会议最后决定事项是：一、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全部运往台湾；二、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都运往台湾；三、棉纱、布匹，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四、所有招商局及民生等公司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其余都交由物资局调用；五、3000多只帆船及大小木船，其中有一半不能驶往台湾，暂留作军用外，能驶往台湾的，都交由物资局调用；六、所有护运工作，都由交警总局负责，由该局派两个总队专司护运；七、上海市政府派民政局局长陶一珊协助物资局局长江构处理公务；八、上海资本家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会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调查，监视工作则由稽查处负责办理。
5月15日上午，汤恩伯派人到中央银行抢运最后一批黄金和银元，遭到了银行的拒绝。于是，汤恩伯亲笔手令给中央银行，称：“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陆续提用。”17日，银行职员在军统特务们的武力淫威下，打开了金库大门，特务们一拥而上，把库中的黄金、银元抢劫一空。中央银行只好承认既定事实，复函汤恩伯，称除按汤的规定数量留下的黄金、银元外，“其余黄金198000余两，银圆及半圆129万元，即刻移送安全地点”。这是蒋介石从上海金库中抢运的最后一批黄金、银元。
至此，蒋介石集团在撤离上海前，从中央银行里共劫去台湾的黄金有277.5万余市两，银元1520万元，都交给了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由上海运到香港的棉纱、布匹等物资，价值共400多万元港币；另外还有1537万美钞从上海花旗银行劫出，运往美国，存入美国储备银行，入了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