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七八月间被我国政府宽大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已40多年了。我曾先后11次应他们的邀请去日本进行访问。我在日本最北面的北海道到南端的九洲，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地走遍了全日本，看望了他们在回国后生男育女、安居乐业、建立起来的和平幸福的生活情景，使我深感和平的宝贵。在这11次访日活动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下列两次，也是在书中没有涉及的两件事，在后记里做个补充。
那就是1995年10月22日至11月4日，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活动已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以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纪实影片《最后证言者》的顾问身份，赴日本协助拍摄这部影片。
我们抵达日本后，拍摄组6人在良知的日本朋友陪同下，当然我是第一次来到日本靖国神社，我们观看和拍摄了那里陈列的内容。在宽广的神社院庭内从日本各地赶来参拜的前日本陆、海、空军战友会的会员组成的队伍来来往往。他们穿着旧军服、胸前配戴着军功章、头带战斗帽、足蹬马靴、高唱军歌，似乎行将入伍。在战败50年之际，他们也在靖国神社内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在陈列室里陈列着将军们的军装、军功章、兵器、军需品和遗物。在说明书上大肆宣扬日军孝忠天皇和保卫大和民族的权益而战的“英雄战绩”。颠倒黑白地把侵略战争说成为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把战死的将士说成是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而战的“英烈”。在那里不经许可不能观看的神社中央供奉着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神位。使我十分吃惊的是战争已结束50年后的今天，还有完全否定侵略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这般顽固不化。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我国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的历史事实是不可否定的。我们第二天采访了一位对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反省的老人。他住在日本山形县上山市高松282—999—31号，现年85岁的土屋芳雄。他干1911年10月1日生，自从1931年应征入伍来到“满洲”，编入满洲独立守备队，1934年成为宪兵，而后直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的15年里，在齐齐哈尔市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在宪兵队里历任伍长、军曹、特高班长、少尉副官等职，共逮捕了3000余人，亲自参与杀害350余名爱国志士，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是一名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犯罪分子。
土屋芳雄由苏联移交我国初期，畏罪怕死，抗拒改造，不肯认罪。我从1950年7月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起，到该所撤销为止，一直在那里从事教育改造战犯工作。我一开始就注意观察土屋芳雄，对于他改造期间的思想转变，我是比较熟悉的。土屋芳雄于1956年8月被我国政府宽大释放回国曾先后给我来了50多封信，1987年他还写了一本《我的忏悔》一书，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在群众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无情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他个人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恶事实。同时客观地叙述了他在我国关押期间的亲身感受以及他从不认罪到心说诚服地认罪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我国教育改造战犯工作的巨大成功。他回国后继续反省，把在中国关押期间漏掉的罪行写成补充坦白书寄给管理所，还专程到中国向被害者的遗属谢罪。
土屋芳雄回国当初，被人称之为“洗脑子”，饱受社会的冷遇，然而他积极参加了上百次的和平座谈会、现身说法的演讲会，用举办反战和平展览会、画展会、自编自演的独幕剧的演出等形式进行了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的宣传活动，据统计，听众、观众达两万多人次。
另外使人深受感动的一件事，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原辽宁文艺出版社总编刘丹华与土屋芳雄两人合著的《人鬼角逐》一书的出版问世。59年前刘丹华是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爱国诗人和从事抗日活动的革命青年；土屋芳雄是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日本宪兵。刘丹华当年就是由土屋芳雄亲自逮捕、刑讯、投入监狱的。土屋芳雄在中国政府的改造政策的感召下，恢复了人的良知，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已是衷心维护中日友好、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的宣传者、躬行者。他偶然在《从地球的一个角落》上发现了刘丹华撰写的一篇文章，方知刘丹华就是他在59年前逮捕入狱的被害者。他千辛万苦地积极寻找到刘丹华的通信地址后开始了通信。就这样昔日一对年轻的异国仇敌，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两位老人，竟成为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好朋友。
他们以切身经历翔实地写了这一部书，是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拍摄组在土屋芳雄家整整逗留了一天时间，拍摄了刘丹华、土屋芳雄两位老人的历史资料、交流的信函、纪念品和书中的内容。这些内容真实生动，感情强烈，形象鲜明，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并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正义能战胜邪恶，真理能战胜强权，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还有1996年4月25日，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邀请，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