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侍从每天都在溥仪左右，对日本战败后出逃时溥仪还带他一起上了飞机。对此，李国雄感恩不尽，在苏联被监禁的5年中，他对溥仪是忠心不二。
对溥仪来说最敏感的历史问题是登上伪满洲国执政者的背景。“满洲事变”前夕，溥仪在天津突然失踪，后又突然出现在东北，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各种猜测。有说是溥仪被绑架走的，也有说是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日本侵略中国需要找一个代理人，而溥仪为了恢复清王朝也需要外部势力的帮助。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人称“户国通”的吉冈安直利用溥仪的复辟心理，通过留学日本利用暑假回国的溥仪之弟溥杰带给溥仪一封信，信中写道：“近期满洲可能要出事，望宣统皇帝陛下多多保重。”溥仪阅信后非常兴奋，特别是对“宣统皇帝”之称谓很是心动。溥仪不再犹豫了，他开始接近日本人，最终走上了彻底卖国之路。溥仪被捕后，把这一段历史说成是被日本特务绑架到满洲被迫做了傀儡皇帝。1948年，溥仪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出庭做证时是这样辩解的，在苏联收容所被审时也是这么辩解蒙混过关。真正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中国人只有李国雄一人。因而，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国时，溥仪找李国雄专门交代，要他继续证明从天津到满洲是被日本特工人员绑架走的“所谓历史”。李国雄当即表示，“我对圣上一片丹心，请不必多虑”。而如今，李国雄竟然上舞台演起讽刺溥仪的相声，使得溥仪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在管理所的生活，使李国雄等人晓得许多世间的道理。管理所内，所有工作人员不分上下，彼此和睦相处，相比之下，夕日的帝宫是人间地狱。李国雄开始后悔把溥仪奉为真龙夭子，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他的悲惨经历。
溥仪认识到迄今在狱中还维持着的那种他与家眷之间的上下关系已经动摇了。他开始冷静地思考中国政府的态度。比如管教人员反反复复强调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溥仪想，如果政府的政策真能兑现，那不妨痛痛快快地坦白一切罪行。但又一想，政府的政策还有一条“必须惩办首犯、从宽处理追随分子”的规定。溥仪想来想去，自己是皇帝，是属于“首犯”，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要受到惩罚的。溥仪又陷入巨大的苦恼之中。
管理所决定，让伪满洲国的战犯们旁听日本战犯们举行的坦白大会。伪满洲国战犯们是第一次参加坦白大会的，因为他们改造进程较日本战犯们慢了一个阶段。
坦白大会没有事先规定的顺序，只要台下战犯们谁先举手，谁就登台坦白。主持人宣布开会之后，台下的日本战犯们争先恐后举手上台。当有人在台上坦白时，台下一些战犯提出质问，有时还纠正或提示，会场始终气氛热烈。上台坦白的日本战犯们不仅列举犯罪种种，还从理论上分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日本战犯们在坦白大会上列举了许许多多毛骨惊然的杀人暴行。其中有使用各种方法枪杀的、强奸妇女后再杀死的、吃刚刚杀死的人心肝的等等惨无人道的兽行。上台坦白的日本战犯们毫无保留地坦白自己的罪过，同时又以被害者的立场剖析犯罪根由，并加以批判。
大会结束时，有28名日本战犯主动提交了被判死刑的申请书。其中不少人是当场以血书写的申请书。
“我不是人类，是一个杀人恶魔，只有我这样的恶魔消失，人类和平才有保障。”
“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不再参加战争，申请给予死刑，立即执行。”
台上的日本战犯跪着流着泪请求上断头台，他们的请求是发自内心的。
日本战犯们的坦白，打消了伪满洲国战犯们的忧虑。在第二天举行的座谈会上，伪满洲国兴农大臣黄富俊坦白了在东北掠夺大量农产品的罪行，劳动大臣于镜涛坦白了强行征集民工修建日军秘密工事而后又残害民工的罪行。
伪满洲国战犯们的坦白会持续了几天。不少战犯先是坦白自己的罪状，然后又检举揭发了其他战犯们的罪行。伪满洲国司法大臣张涣相企图辩解自己的过去，因而遭到了其他人的围攻。张涣相是在光复后藏匿了一段时间，后来在肃反运动中被查出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他一向抗拒改造。这一天他对自己的罪行狡辩时称，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被“强迫”的，就是当了走狗也没有犯过罪行。实际上，张涣相早在日俄战争时就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他在日本军队一师长的推荐下进入日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东北军空军司令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向日军媚献了42种计策，讨得了司法大臣，后晋升为参议院参议。这些罪行瞒是瞒不过的，其他战犯们一件一件的揭发，迫使张涣相低头认罪。
溥仪看到张涣相被其他战犯围攻，吓的不敢发言了。但又想如果一句话也不讲，将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踌躇不定。
溥仪小心谨慎地拿出坦白书念道：“我在当满洲国皇帝期间犯下了千古罪行，给3000万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溥仪开始只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