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关东军要员密商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一些细节，如物色各大臣等。整个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实际上，溥仪秘密离开天津后，报纸登消息说溥仪失踪，当时外界谁也不晓得溥仪在旅顺住了3个月，而且与日本人勾结出卖东北。谁也未曾想，溥仪的侍从李国雄在与管理所科长谈话时把这一段历史说出来了。
溥仪的家眷与他分开住之后，也时常过来给溥仪打洗脸水、洗衣服、刷碗等。其中李国雄和溥仪的3个侄儿是最常过来帮忙的人，特别是毓囗最忠实于溥仪。
溥仪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国时认定自己一定会被处死，为防万一，他已内定由侄儿毓囗继承他的“帝位”，并完成未来恢复清王朝的“大业”。毓囗是清王朝惇亲王的子孙。他的祖父兄弟3人，庚子年西太后逮捕并杀害8名大臣发动政变时，这3人受牵连，全部被罢免，从此家道败落，毓囗从小就生活困难。后来，溥仪怜悯他，把他接到新京帝宫，让他与其他家境困难的宗亲子弟学习。溥仪视为“内定学生”的几位侄儿之中，毓囗天资并不好，但由于他为人诚实，甚得溥仪偏爱。特别是在苏联的5年期间，毓囗几年如一日对溥仪恭敬，因而溥仪宠信他。后来，毓囗得知自己被内定为“继承人”后，对溥仪更是毕恭毕敬。
但是，在溥仪的家眷中，思想变化比较特殊的人也是毓囗。有一天早餐前，毓囗递给管教人员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管教先生，我有事向政府报告。”
吃完早饭后，管教人员找到毓囗寻问有何事要报告政府。毓囗犹豫一阵，他说：“我叔叔藏了不少金银财宝。从苏联过来时，是由我保管的。那些财宝都是国家的，应该交还给国家。”
说完，他还详细讲述了那些财宝藏在什么地方。
毓囗虽然不是战犯，但他同战犯们一样学习《社会发展史》等许多书籍。参加学习之外，他还经常打扫室内外卫生，有时还帮厨干活，这样与管理所工作人员接触比较多，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梦想是多么愚蠢，并发现了没有君臣贵贱之别的新的人间世界。
在一次学习座谈会上，他坦白了自己的内心想法。他说：“过去，我在帝宫中所知道的只有三纲五常。认为不侍奉皇帝是违背皇族体统的事，有时溥仪无缘无故地谩骂或殴打我，也绝对服从，并想只要皇帝让我死我就立刻死。通过学习，我开了眼界，认识到这种封建道德观念是错误的。”
从此，毓囗另眼相看溥仪。他认为，溥仪不是什么圣人，而是出卖国家的千古罪人，他必须进行改造，悔过自新。一天，他正在管理所所长办公室打扫卫生，不慎打坏了所长办公桌上的大玻璃。他吓得边哭边发抖。与他一起打扫卫生的管理所工作人员走过来亲切地对他说：“干活不慎打坏一块玻璃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哭什么？也不是故意打的。”毓囗感到这事如果是发生在帝宫就麻烦了，在帝宫只要一不小心出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管理所无论职位高低都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毓囗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世道更好的。
有一天，毓囗突然腹痛难忍，他在床上抱着肚子直喊，医生诊断结果是膀胱结石。当时哈尔滨没有治疗这种病的好药。于是，管理所派专人去北京取药给他治疗。毓囗过去在帝宫时多次病倒过，但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治疗，还要照常干份内的事情。
毓囗越寻思越觉得过去的生活是地狱般的生活。在新京帝宫里，有20多名14至15岁的少年，他们成天像奴隶般干活且整天吃不饱，还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儿。有的人干累了，稍稍休息一下就要遭到毒打。毓囗对过去日子的憎恨和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
毓囗每次路过溥仪监舍时，总是紧紧地盯着那个放在溥仪床边上的黑色大皮箱。那个皮箱底是双层的，夹层下边藏了许多金银财宝。其中有用黄锡石刻的乾隆皇帝的印玺。这些财宝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时，溥仪藏在皮箱夹层中的，剩余的还藏在衣服、鞋、香脂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溥仪让毓囗掷在野地里。从苏联到抚顺管理所，这些财宝一直由毓囗负责保管。毓囗对这些财宝不置可否，如果向政府检举他自己可能要立功，但同时他的叔父溥仪将罪上加罪，而自己置若罔闻又对不起对自己关怀备至的政府。他犹犹豫豫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下决心写个纸条交给管教人员。
管教人员立即将纸条上交所长。孙明带所长指示，要耐心地等待溥仪自己交出那些金银财宝，对毓囗要进行个别谈话加以鼓励，同时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理解政府的政策。
管教人员找毓囗进行交谈，并让毓囗给溥仪写条子。
条子的内容是：“叔父，我们都是罪人，只要主动坦白就能得到宽大处理。不知您坦白没坦白我帮着藏在皮箱夹层里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坦白，最好是早一些向政府交代为好。”
吃晚饭时，毓囗把纸条交给溥仪。不知这天夜里溥仪是怎么度过的。第二天早晨发现溥仪在监房里坐立不安，情绪极不稳定。早餐时，溥仪只吃了几口，他的手在不停地发抖。高度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