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村三郎是日本战犯之中极少数抗拒改造的分子之一，因我与他接触较多，有些事情印象很深。
事情发生在日本战犯发动骚动后期。我带领两名看守人员巡查时发现一个监舍桌子上摆着一堆东西，地上还散落着饭团。
“这是什么？是谁干的？”
“……”
战犯们低着头，相互张望，谁也不开口。
“是谁干的？”我加重语气继续问。
有一个战犯举手回答：“是我干的。”
“你叫什么名字？”
“岛村三郎。”
这一天，我第一次认识他。
“这是干什么？”
“正在制做围棋子。”
原来，日本战犯们为了制做围棋子，用白炭和煤炭加饭搅拌后，揉成球状，放在桌子上晾干。他们口头说是制作围棋子，实际上是为了戏弄看守人员。就在几天前，有几个战犯故意将多打的饭菜倒入卫生间里。因而，我非常气愤。
我说：“你们是吃饭生活的人类吗！”
我很想大声斥责他们，但考虑讲理不能大吵大叫。
我接着以平静的口气说：“浪费粮食也是一种罪过。因为这次能主动承认，就原谅了。人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就不一定都是坏人，最坏的人是那些犯错误而不承认错误的人。”
几天后，岛村三郎又寻衅闹事，他与看守人员争吵起来。原来，早饭吃过，战犯们按规定都在监舍里读报，唯独岛村三郎站在走廊里大声唱歌，看守过来制止他唱时，他就与看守吵嘴，并用恶语中伤中国政府。看来他这个人不是一般老实人。我找来他的档案，详细了解他的过去，通过几天的研究定下与他谈话的方案。
一天，通知他我找他谈话。他那争吵时的“武士道”精神荡然无存了，耷拉着脑袋进了办公室。
“怎么身体不舒服吗？”说完，我让他坐下，并给了他一支香烟。
“不，不……”岛村三郎手里拿着香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你说一说，有什么要求？”
“当然有要求，我要求立即释放。”说完他瞧着我的表情。
“就这些要求吗？”
“当然很多，不过都与释放问题有关。”
“那当然。不过，你被释放回国之后想干什么？”
“没，没有什么志向。”他含含糊糊地回答。
他在等待我说出他与看守吵嘴的事，他的神情显得特别紧张。我自己点燃一支香烟后，把火柴递给岛村三郎，意思是让他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我担心家眷。”
“噢，原来你在担心家里人，我也同情你。但是，在日本受痛苦的不只你们一家人。在日本有许多失去父母、丈夫、儿女的家庭受苦受难。你知道这种痛苦是怎么来的吗？日本的灾难和你的不幸，都是你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的。”
“战争当然是错误的，但责任怎么在我们个人身上？”
岛村三郎嗓音有些颤抖。
“我身为一名职员，只是执行了国家的命令。战争的罪责应该追究国家和天皇。”
岛村三郎提高嗓门，辩解自己的所谓“理论”。他的结论和主张是“执行国家的命令参加战争的人是无罪的”，因此应该立即释放。如果不批驳他的这种谬论，就不可能解开他思想疙瘩。
我说：“说到战争的责任在国家也是对的，但国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掌握权力的军人、警察、官吏等等一个个成员组成的集团。国家有国家的责任，每个成员也有他个人承担的责任。你在警察机关任职期间，镇压和杀害了无辜的百姓。因此，你应该诚实地反省过去的罪行。中国人民绝对不会放过不认罪的战犯，如果放过他们，他们还会重踏中国大地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放过杀人犯就等于让他回过头来继续杀人。”
“是那样，但我没杀过人。”岛村三郎说完把身子转了过去。
“回去后好好反省吧！”我说完让岛村三郎离开了。
这天谈话整整用了一个上午。后来，我与岛村三郎就战争责任问题、民族矛盾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次“论战”。
岛村三郎心想自己是在与社会隔离的特殊机关工作过，他的罪行谁也不能掌握。因而，他辩解自己无罪，要求立即释放。他还煽动同学习小组的其他战犯进行请愿释放的所谓“合法斗争”。但是，正像狐狸尾巴藏不住那样，罪犯的罪行终归被揭穿的。
管理所从抚顺暂时迁移到哈尔滨当天，全部人员是夜间到达哈尔滨车站。翌日早晨，岛村三郎起床后往窗外一望，使他特别惊讶。两层灰色砖瓦楼，长方形的庭院，高高的围墙，这不是过去自己任过职的秘密收容所吗？俗话说冤家路窄，5年之后岛村三郎重又回到曾杀害数千名抗日斗士的犯罪现场。他被这意外的变动吓出一身冷汗，但很快又平静下来。他心想有谁会知道他曾在这所秘密收容所供过职呢？
这所秘密收容所直属于日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