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IritBen－aba）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本—阿巴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摩加迪沙”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联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国家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常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绝。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儿们。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唐师曾，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九七年以后仍能继续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看到过我写的这段故事。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花20个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罐可口可乐。之后揣起吃剩下的两只“皮塔”饼当作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则在街上买大饼吃。这样就可以把拨给我用10天的经费用20天，指挥我的林老板命令我尽量节约每一美分，争取在以色列坚持到最后一天。以色列的物价实在太贵，我住的饭店仅住宿费一天要收180美元。
饭后，我和村田照例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层的以色列国防军（IDO）办事处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一位以军少尉告诉我们，可能要有一次装甲演习。我和村田在登记处报了名。
可直到2月12日夜，我要求采访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演习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这时，新华社文字记者朱界飞也由开罗经陆路进入以色列，经与他协商，他去搞专访，我则设法采访装甲兵演习。
以色列从立国之日起就离不开它的装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之战以来，坦克就因集炮火、机动性、通讯能力于一身而成为地面战场起决定作用的兵种。凡是掌握坦克战精髓的军人都获意外的成功：象法国的古德里安、美国的巴顿、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龙。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据称是与美国M－1艾布拉姆斯、英国奇伏坦、德国豹Ⅱ同样优秀而神秘的坦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图卡飞行员坐在冲锋的坦克分队前导车上以达到空地协同作战的目的，德军坦克在冲锋中一旦遇到敌人战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图卡飞行员就呼叫施图卡飞机空中压制，从而协同突破敌军防线。
四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