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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官收到了特务学员的求爱
情，怎生奈何？
皮勇在中国公安机关接受审讯时，傅索安在“契他伊斯卡雅”待务学校也遇到了头痛事。她的头痛事对于一个克格勃特务学校的女教官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在克格勃几百所特务学校数以千计的女教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她收到了一个男学员的求爱情。
这个男学员名叫黄一煌，1947年出生于哈尔滨市。他的父母以前都在白俄商人开的洋行当职员，因此都精通俄语，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有一段时间为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当过翻译，后来双双去了苏联，“文化大革命”前就获得了定居证。黄一煌留在哈尔滨和姥姥过日子，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考上哪所名牌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恰恰碰上“文化大革命”，于是只得在家闲逛。1968年夏秋之交，中国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帷幕，第一批是去中苏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由于是反修前线，对报名者须进行政审，认为合格的方能批准。黄一煌报了名，但一政审马上退了回来：父母均在苏联，儿子去边境地区，没准儿会叛逃！
这黄一煌也是个高智商的角色，他打定主意要于的事，一杆子扎到底，怎么也要办到。政审没通过，他就写血书、刷大标语，还搞了几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最后，正当旁人在嘲笑他“痴心梦想”的时候，一纸批准他去军垦农场的通知书飞到了他的手头。
黄一煌如愿以偿去了军垦农场，头两年表现甚为出色，团里点名让他当了排长，又过了几个月，提拔为副连长。1970年底，正当上级在考虑要把他“扶正”时，这位副连长突然失踪了。当时，军垦农场的知青们对他的失踪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说他越境投敌去“老毛子”那里了，连头头们心里也犯了嘀咕。但谁也没听黄一煌说过叛逃或者看见他跑到对岸去了，所以没有证据，组织上也不好下结论，只好作为悬案挂在那里。
其实，黄一煌从报名欲去军垦农场时，就已经打定了叛逃投苏的主意。之所以伪装积极，拖了两年多才开溜，完全是出于“稳妥”的考虑，要么不逃，逃则必成。黄一煌逃得很顺利，但到了苏联却不顺利。苏联人把他关进拘留所，先是不答理，关了三四个月后才进行和傅索安叛逃伊始差不多的审查。一直审查到1971年底，才把他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黄一煌身高1米80，魁梧健壮，相貌堂堂，是一个美男子，又是高中毕业生，并且智商高人一等，所以很受克格勃专家的看重，把他安排在高级班接受训练。根据“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教学计划，高级班的学员须在该校接受三年训练，待到毕业时，基本上已具备初级“全能特工”的水平。黄一煌入校后，知晓了这一点，便有些趾高气扬，不大把其他学员放在眼里。
被克格勃选中送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受训的学员，应该说都是有些智商及其他方面的底子的，所以每个学员或多或少都有些看不起同学的想法，只不过有的人没显露出来罢了，这不足为奇。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黄一煌不但看不起同学，甚至还看不起教官。第一个被黄一煌看不起并且在课堂上公开顶撞的，是一位姓陈的越南教官。这个陈教官是主讲游击战战术的，他来自越南南方，原是中学体育老师，后来参加游击队，和美军及南越伪军打过几年游击，官至参谋长（哪一级就不清楚了）。1970年，他被送来苏联进军事院校深造。次年正好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于是把他弄来这里担任游击战战术课教官。若论真枪真刀游击作战，这陈教官无疑是行家里手，但让他在讲台上摆布却弄不大来。首先，他不善于把肚子里的体会转化成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次，他的汉语说不好，而在这所学校里必须用汉语来讲课的。所以，让他干这一行确实是很有些难为他。而黄一煌呢，人既聪明，又肯钻，没多长时间就把发下来的那几本课本、讲义看了个滚瓜烂熟，又钻进资料室大看录像、书籍，结果，对这门课程提早有了深刻了解。这家伙是个不安分的角色，又好出风头，上游击战术课时便不遵守课堂纪律，讲话、看书、走进走出，还常常插嘴和陈教官抬杠。陈教官拿他没办法，又不想上报到校部去解决，苦思冥想总算有了个主意：让黄一煌提前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就准许他不上课。
黄一煌一考，弄了个“优秀”，于是便和游击战术课“拜拜”了。
黄一煌有了这个胜利，头脑中突发奇想：何不每门课都来个提前，岂不成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首名高才生，将来定会在校史上记上一笔，在克格勃内部也可以扬扬名，这于自己的前程可是大有好处的。于是，他开始排计划。被黄一煌列为第二个叫板对象的，便是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教官傅索安。他之所以选中傅索安的原因，是因为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最年轻的女教官，年龄既比他小，又具有和他相同的“知青”、“叛逃者”身份，头脑中想当然地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个姑娘搞定。
一天傍晚，黄一煌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