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作调查。至于你，虽然不是专家，但你来自中国，曾是狂热的红卫兵，亲眼见到过林彪元帅和他的夫人叶群，并且有一段时期生活在睁眼就可看见林彪元帅的照片、电影、电视的环境中，头脑中对林彪元帅的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决定让你一起去坠机现场，辨认遗体，作为鉴别依据之一。”
傅索安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明白这层意思了。但她觉得头脑里像是打翻了一盆浆糊，昏昏糊糊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关于林彪叛逃坠机而亡的“九·一三事件”，傅索安直到两年后再次被派遣到国外去执行间谍任务时，才在外面详细获悉。
伊凡诺夫打开那个包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金色假发头套、一副大墨镜，放在博索安面前：“这两样东西供你化装用，你应当以苏联女郎的模样出现在蒙古人面前，明白吗？”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她戴上头套、墨镜，对着镜子一照，乍看还真像个苏联姑娘。
伊凡诺夫点头：“好！可以了！记住，从现在起，你叫卡娅。”
11点钟，傅索安混迹于由清一色苏联人组成的“九·一三事件尸体调查组”中，登上了伊尔运输机。飞机腾空而起，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一行十四人坐车去了乌兰巴托市内，下榻于一家设施很好的饭店。伊凡诺夫上校关照众人：未经许可，不能离开饭店。次日上午9点钟，动身去温都尔汗。
次日，这个调查组乘坐一辆由两个蒙古人轮流驾驶的客车，离开了乌兰巴托，前往温都尔汗。上午9点开车，下午5点钟过后方才抵达。温都尔汗是蒙古肯特省的省会，面积八点二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有7万多，市里并不繁华，也没有超过五六层的高楼大厦。傅索安一行下榻于市内最好的一家饭店，但设施远不及克格勃的招待所。当晚，人人都喝了不少烈性酒，大吃了一顿由牛羊肉做成的各种菜肴。
第三天上午，傅索安一行仍乘坐那辆客车，离开温都尔汗市，向东北方向的苏布尔古盆地行驶。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在呼和山下的西北草地上停了下来，开车的蒙古人说着生硬的俄语：“就在这里，到了。”
调查组众人跳下车，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块宽约二十米。
长约三十米的黑褐色的焦土，与四周绿茵茵的草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林彪座机坠毁时引起的大火形成的。时隔五周，现场空气中仍有明显的焦烟气味。摄影专家打开摄像机对现场开始拍摄，其他人也就开始步入焦土。
傅索安对这类勘查纯属外行，也没有这个使命，但她不愿放弃这个目睹历史事件现场的机会，便也在焦土中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焦土范围内满目都是已烧毁的钢铁、各种电器零件、烧成一团团块状的铝合金、被烧毁的精密仪器碎片，两个长长的翅膀和四个硕大的发动机散落其中。傅索安发现了一些瓷器碎片，捡起来一看，上面还能看到清晰的中国文字“唐山裕丰瓷厂”，她拿了一个瓷杯底部，放进了衣袋。
傅索安忽然感到涉足于焦土间很是枯燥，便走了出来。她在草地上跺脚抖去皮靴上的焦灰时，一个蒙古人过来用手势比划着告诉她：前面还有东西。傅索安照他所指的方向向前走了一百多米，果然见草丛里有一堆飞机残骸，都是些轮架、圆形钢板之类。
克格勃的专家们在这块焦土里一直折腾到中午，这才回到车上。吃过带来的午餐后，开始进行此行的第二项工作，也是主要工作——辨别尸体。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当地牧民赶到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大火已经熄灭，地上一片狼藉，犹自冒着袅袅青烟。飞机残骸中乱七八糟地躺着九具尸体，其中一具是女尸。牧民们拿来白布，把尸体一一蒙上，一面自发地保护现场，一面往肯特省和附近贝尔赫矿区打电话报告，但始终没人接。后来，由一个名叫达木林的蒙古人骑了自行车去肯特省报告了。第二天，来了一批军人，封锁现场，拍照、摄像、勘查的折腾了好一阵，然后让牧民把尸体埋葬。
傅索安一行来到了埋葬尸体的地方，那是苏布尔古盆地西北坡的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墓地位于小小南坡，距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整个墓地呈圆形，在十米长、二米宽的空间里，设立了三座坟墓，每座坟墓前都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相同的文字：“中国遇难者之墓”。埋葬时，谁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
墓地上有四个蒙古牧民等着，他们是当时参加埋葬尸体的，现在被召来替克格勃挖掘坟墓。伊凡诺夫上校客气地和他们每个人握手，送给每人一包苏联纸烟，用流利的蒙古语向他们询问了当时埋葬尸体的情况，然后下令把三座坟墓全部挖开。上校强调：“牧民弟兄们，请千万手下留情，不要损坏了尸体，以免影响我们的鉴别工作。”说完后又用俄语嘀咕了一句：“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摄像机又打开了，拍摄了挖掘尸体的全过程。坟墓的土层很浅，不一会九具尸体便全部挖了出来。尸体外面裹着的白布沿未破损，只是已被尸体腐烂时分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