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在反复研究后，认为博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楼”物色机会对尤里·巴甫伦夫下手。因为一般说来，保镖在公司或者家里对他的保护对象的关注程度最为薄弱，此时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杀所用的武器是特制的毒药枪，所以傅索安下手后不易被怀疑，容易完全脱身。傅索安因为此事关系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考虑得特别细致。
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漏洞：从理论上说，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楼”伺机下手。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进大楼后无法下手，甚至一连几次都无法下手，这样，对方肯定会注意她，那时她无疑无法下手了。这不是拿她的性命当儿戏吗？傅索安气得差点破口大骂。但气归气，骂也可以，行动却必须实施的。
克格勃的纪律森严，如无特别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安德罗波夫有句名言：“须知我们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送你们到国外去，不是为了让你们观赏异国风情和享受高级生活的！”后面他没有说，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开动脑筋，另想办法完成任务。她以“生脖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给她的应急联络方法，在阿谷町地铁车站出口处的阅报栏的第二根木柱子一点二米高度处，用手指甲刻了一个不十分明显的三角形图案。次日上午8时许，她去街心花园，在长椅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色彩鲜艳的画报。一会儿，来了一个欧洲男子，用英语对上陪号后，问她有什么事要协助的。
傅索安用英语说：“请给我安排一个在阿谷町天桥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卖报机会，并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时内行吗？”
傅索安当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伦夫只在早晨去天桥，寻思三十六小时其实和二十四小时是一样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点了头，又问：“怎么联系？”
对方说：“明天晚上8点钟，请您去大东京电影院门前，有人会递给你票子，您进去就解决了。”
傅索安站起身来：“好的。那么，再见！”
三十六小时后，傅索安准时抵达大东京电影院门口，果然有一个日本男子递给她一张票子。傅索安凭票入场，对号入座，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一会儿，灯光熄灭，电影开场了。有个人无声无息地挨着她旁边坐下，在经过她面前时，把一个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电影院，回到固关家打开皮包一看，里面是一套东京报贩穿的衣服，一张折叠式尼龙布小椅子，一块印有“东京报纸专卖”字样的塑料布和一些零钱。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竟是中文，让她明天早晨6点钟去天桥下摆出报摊，会有人给她送来报纸。条子上还附有报纸的种类、名称、批发价和零售价。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刚在天桥下尤里·巴甫伦夫每天买报纸的那个位置放下椅子，摊开那块塑料布，便有一辆自行车到面前，骑车人扔下一包报纸后，点点头便走了。傅索安把报纸在塑料布上摆开，坐在椅子上开始卖报。不一会儿，另外几个报贩也来了，各人自己找了个位置，摊开报纸，等候主顾。
6点40分，傅索安估计尤里·巴甫伦夫要来了，便悄悄取出毒药枪，卷在一份报纸里面，然后拿了一颗“糖果”，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她刚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见身高体壮的尤里·巴甫伦夫在马路对面气定神闲地踱着方步往这边走来，身后跟着两个比他矮一个头的保镖。傅索安马上把卷着毒药枪的那份报纸成喇叭状握在手里，朝行人轻轻晃动着。东京报贩不兴吆喝，这个动作就是招睐顾客。一个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驻步，买了一份《东京湾时报》。
他刚走，尤里·巴甫伦夫已经来到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张纸币，说着蹩脚的日语：“请给我一份《东京晨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伦夫的面部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两尺，如果开枪，显然起不到效果，还有可能会被察觉。要想达到效果，除非站起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保镖马上会作出反应！傅索安叹一口气，只得放弃计划，把报纸和零钱一起递给尤里·巴甫伦夫，冲对方嫣然一笑，用日语说了声“谢谢”。
尤里·巴甫伦夫对女性特别注意，他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张俏丽的脸蛋，眼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居高临下对着对着傅索安审视了几秒钟，开腔问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我来自香港。”她牢牢地记着克格勃专家的关照，不说“中国人”，而说“香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对外都不称“中国”而称“香港”的。
尤里·巴甫伦夫点点头，鼻音重重地“晤”了一声，和保镖一起上了天桥。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懊恼万分地把那份卷着毒药枪的报纸放进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