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五人进行教育。干部在教育中宣布费磊已经自绝于人民，警告其余五人不要走费磊之路，还说这是边境地区，军警民的革命警惕性极高，要想逃脱那无异于是白日做梦，痴心梦想！
这次教育对于傅索安来说，是一个提醒，但并未打消她脱逃的念头，而是提醒她应当谨慎行事。当天晚上，她开始盘算如何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实施脱逃，以及脱逃成功后的去向，她决定游过额尔古纳河，逃往苏联。至于逃过去之后的事，傅索安不去考虑了，她认为自己如若不逃也是死路一条，逃过去最坏的打算也是死，扯平。如果不死，则是她的福分了。
次日一早，傅索安、金国安、陈冬芳、王慧珍、李白波五人仍被扣上手铐，押上警车。经过长途行驶，于当夜押抵奇玛村。押解民警从安全角度考虑，停车后没让押解对象下车，就在车上待到天明。
1968年5月8日，工作组在鲍家庄召开批斗会，对傅索安等六个“黑手”的罪行进行揭发、批斗。鲍家庄的社员对“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诛，有少数人还跳上批斗台以暴力教训这五人，就像当年对付地主恶霸一样，要不是押解民警尽力阻止，五人没准都是直着上台，横着下台。五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训最为深刻，等到批斗会结束时，她的半边脸面肿得像发面，一只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头发也被拉掉了一束。
批斗会结束后，傅索安五人被押回奇玛村，这天晚上他们被关押在原先他们所居住的集体户里。
奇玛村的社员对“黑手”的看法和鲍家庄不同。他们认为傅索安等人如此作为是为了奇玛村，并非为他们自己。因此，尽管他们一方面出于无奈接受工作组的命令安排5月9日将在奇玛村召开的批斗会，另一方面则尽可能给傅索安几人以照顾。傅索安五人刚被押回集体户，已撤去生产队长职务的李能达和妻子郭菊花，以及其他一些社员就拿着鸡蛋、鸡汤、肉包子、饺子等来到集体户。
郭菊花见傅索安被打成这副模样，马上让人叫来生产队卫生员，给干女儿治疗。
公安人员对于奇玛村社员和犯人的接触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这倒不是他们同情傅索安等人，而是怕困阻止这种接触而和奇玛村社员发生矛盾，惹出些什么事情来。但是，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一小时后，公安人员就相当坚决地劝社员离开集体户，并且不许在外面停留。接着，公安人员开始安排警戒措施。
本来，公安人员是有设想请奇玛村方面派人协助值夜看守的，但是，先前这一幕使他们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动摇，生怕协助看守的社员制造机会让犯人脱逃。这样，全部看守任务便由他们自己担任。集体户一共有三间屋子，东、西两间是卧室，中间一间是客堂，公安人员把傅索安单独关押在西屋，扣上了手铐。其余四人关在东屋，两人一副手铐，全部和衣而卧，因此也不分男女。他们自己没地方睡觉，就坐在客堂里。
就在这天晚上，傅索安脱逃了。事后公安人员总结会时分析，造成这个女犯人脱逃的原因，是他们监管措施不严，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并且喝了酒，致使下半夜警戒出现失误。原来，执行这次公务的六名公安人员中，有三人是蒙古族。他们出门时，往行装里塞了酒壶，因为他们基本上每天都须喝酒。这天晚上，他们不能睡党，坐着聊天，无事正好喝酒。好在客堂里有现成的锅灶，他们事先向社员买了三只鸡和一些腌野味，合在一起煮了一大锅，六个人一起吃喝。起先，他们还保持着警惕性，过一小会儿就有一个人起身离座去两个卧室门口，打开房门往里观察。由于每次都见犯人睡得好好的，渐渐也就大意了。喝完酒，已经是9点多钟了，六个人中的那位负责者张科长亲自去两个卧室检查了犯人，一直仔细到查看手铐是否完好，确认不会发生什么情况后才退回客堂，作了安排：从现在到天亮还有9小时，轮流看守，每个人一个半小时，他以身作则第一个。
安排妥当后，其余五人马上或靠墙或倚桌休息，张科长则在客堂里踱步，隔一会儿就推门检查犯人情况。一个半小时后，张科长唤醒了第二位值勤人，待对方检查犯人人数后，坐下休息了。
等到第二位开始执行勤务时，一直在装睡的傅索安开始行动了。早在天津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她已经在研究不用钥匙打开手铐的法子了。作为高中一年级的优等生，傅索安的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琢磨各类问题都很有悟性。火车还没开到哈尔滨，她已经弄清了手铐的结构，原来不过是一种极为简单的逆向支撑原理。
弄懂了原理，傅索安也找到了不用钥匙开启手铐的办法。正好这天傅索安的干娘郭菊花送来了包子，那盛包子的竹容器马上被傅索安看中，于是她让干娘把容器也留下。傅索安吃包子时，乘人不备偷偷扯下一根茨片藏在身上，这就是她打开手铐的钥匙。11点多钟，傅索安待第二个值勤人进来检查过手铐后，马上在被窝里开始鼓捣，大约花了十多分钟，便把手铐鼓捣开了。这时，执勤人推门拧亮手电往房里照着检查，傅索安强作镇定，佯装睡熟，竟把他蒙了过去。待那人去对面屋子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