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照傅索安提出的办法做:五人先去郊区躲避一下,留下陈冬芳利用父亲职务之便探听消息,看情况变化再作计议。
金国安说:“就去大沽口我伯父家吧。我伯父没儿子,挺喜欢我,老叫我去要。他那里庄户人家,住房宽敞,我们去也住得下。”
傅索安说:“就这样吧,大家回去一趟,带些日用品衣服什么的,对家里人说去保定串连了,几时回来没准。国安你把你伯父的地址留给冬芳。”
傅索安回家后,可能意识到这次离家要在外面待很长一段时间,便把父母抽斗里的现款三百五十元全都取走了,另外,她还带上了担任“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常委时搞下的一本空白介绍信。这介绍信为“山下派”后来去内蒙古农村安家落户提供了方便。
当天下午,傅索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金国安来到了离天津市区百余里的大沽口农村,在金国安的伯父家住了下来。那里位于海河入海口,附近就是曾闻名中外的大沽口炮台。这几个城里学生乍来乡村,甚是新奇,忘却了面临的处境,村里村外到处乱转,嘻嘻哈哈闹个不停。只有傅索安没有参加,也不出门,整天缩在她和王慧珍住的那间小屋里,或坐或躺或踱步,一副专心考虑问题的样子。据她后来在苏联对也曾是中国知青身份的克格勃特工胡国瑛透露,那几天里她在考虑前途问题,“感觉到在世界观转变上有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升华,这是一种成熟”。
这种“成熟”很快就有了发挥作用的时候——三天后,陈冬芳突然来到大沽口,带来了一个在傅索安意料之中但还是使她有些慌张的消息:侦查触角已经伸向傅索安!
原来,公安机关投入力量侦查这起谢富治交办的案子后,先是去了张厚石家,想弄清是谁揪走了张。但是,傅索安一行去张家时,张家只有张厚石一人,无人能提供这一情况。侦查人员又向张家的邻居了解,也没得到什么线索。于是,改变方向,向小学校的老校工调查。那老校工只在傅索安几个把张厚石押进学校时和这一行人打了个照面,起初只说得出是几个男女红卫兵,后来经过侦查人员耐心启发,才回忆起为首那个女红卫兵“好像有些面熟”。
进一步回忆,又说“大概就住在附近”。侦查人员再请老头子回忆,他却无论如何也提供不出新的线索了。
侦查人员于是开始发动群众,在以小学校为中心的方圆二公里范围内进行查摸。排出了大约二十来名嫌疑对象,傅索安便在其中。侦查人员之一陈明忠是认识傅索安的,因为她是陈冬芳的同学,这天在饭桌上便向女儿打听傅索安的近况。陈冬芳一听便知道坏事了,佯作镇静敷衍了几句,待父亲一走,马上奔大沽口来报警。
当下,傅索安听了陈冬芳的一番叙述,强迫自己压下心头涌起的惊慌,说:“没关系,意料之中的事,我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们迟早要找到我们的。”
陈冬芳说:“我这就赶回去,再打听打听情况。”
傅索安说:“你不要回天津了,你一回去,多半就会被公安局抓去!”
陈冬芳吓得脸色惨白:“这……这是怎么的?”
应该承认,傅索安在同龄人中确实属于思考问题方面的佼佼者,她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公安局侦查案子,只要到了已有确凿怀疑目标的地步,案子就差不多要侦破了。她傅索安住得距张厚石最近,应当是二十来个嫌疑者中的一个重点怀疑对象。而且,由于其他嫌疑对象没有做此事,所以肯定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只有她连人都不知去向。这样,侦查人员势必把她作为惟一的目标来进行重点侦查。只要稍稍一查,他们就会发现她的周围是哪几个人,而这些人正好和老校工所看到的人数、性别等都相符,到这一步,案子就算破了。所以,现在六个人谁也不能回去,一回去就会被抓起来。
那五人被傅索安的分析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有人战战兢兢地问:“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傅索安在这三天内已经对终于面临的这个“万一”反复作过考虑,当下断然道:“这里也不能待,必须离开,一个小时内就离开!”
“啊?为什么?”
傅索安摊出了她的分析:侦查到她头上,民警定会去她家,一查没人,马上会认为已逃脱;于是计议追捕,追捕要线索,其他五人即是线索,只要查清五人的亲友关系,他们会一一登门查找的,所以金国安的伯伯家定在追捕范围内。
那么怎么办呢?对此,傅索安也有考虑:事到如今,先要保证自身安全,所以得逃避追捕。鉴于他们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所以他们应当找一份工作。全国的城市都在闹“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因此宜去农村。去哪里?可以去内蒙古傅索安“革命大串连”时认下的干娘那里。干娘挺喜欢她,一定会接纳他们一行,而且,干爹是生产队长,有权安排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
傅索安一说,金国安五人都愣住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当“山下派”的结果竟会是去内蒙古当农民!一时间,他们谁也不吭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