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24日星期四。这一天，所有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都毫无例外地来到了莫斯科。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甚至不由得对此暗暗地表示不满。
星期三和星期四，当机关工作人员通知我一架架载有国家元首的飞机抵达莫斯科时，我回想起同几位部长发生的争论。他们深信：在莫斯科形势如此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拟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会议必将开不起来。而我却坚信：会议将会如期举行，这是其一；其二，会议开得如此平静和有条不紊，这一事实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我坚定不移奉行的方针是正确的。
在我看来，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是最有成效的一次会议。在这两年间，我们彼此分开了，大家饱尝了主权的滋味。但当时的举动是轻率的，在经济上是失算的和没有充分根据的。于是，我们自己又走到一起来了。已经无须对谁推一把了。
会上，各国元首都正式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的方针。当然，也进行了多次单独的非正式会谈。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有责任明确地就解散议会一事向我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对前最高苏维埃的评价绝不是外交辞令。官方文件上未必会引述这些话。我意识到，前联盟备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无一例外都真诚地关心俄罗斯的命运。
这时，莫斯科白宫周围的形势已紧张到了极点。9月22日，大约21时10分，一伙武装人员企图占领列宁格勒大街上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部大楼里的值班岗哨。携带冲锋枪的暴徒共有8名。他们解除了值勤战士的武装。司令部接到报警后，派来了特警部队。他们很快就迫使这伙暴徒逃离了大楼。在双方相互射击中，牺牲了两个人。下位是民警大尉斯维里坚科，另一位是无意中遇害的60岁的妇女。她住在大楼对面的住宅里。她听到枪声后，走近窗口，一颗流弹打中了她。她的名字叫薇拉·尼古拉耶夫娜·马雷舍娃。
这是白宫企图发动一场未经宣布的内战的第一批受害者。从任何观点来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战术上，这都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流血行动。在这之后，同前议会的对抗已开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这之前，白宫里的某些政治力量不愿意服从总统令，甚至想武装自卫，用武器装备自己的人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那时还打算以文明的方式同政府进行对话。他们召开代表大会，任命新部长，向各地拍电报，求助于宪法法院……。而在这一悲剧发生后，所有关于宪法法制、法律、人民代表关心俄罗斯人民等高谈阔论都变成了恬不知耻的滑稽戏。
白宫武装袭击军事目标这一事件说明：或是前议会领导人已控制不了局势，那里的实权已被武装的极端主义分子所篡夺；或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试探一下政府对初次流血的反应。而很可能这两种情况在白宫里同时存在。
帕维尔·格拉乔夫在这天夜里下达了关于加强保卫国防部各种设施的命令。我同格拉乔夫、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以及其他部长们继续通过电话进行磋商。
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军队暂时不参与整顿莫斯科的秩序。和以前一样，主要重任仍由叶林和内务部承担。
在这之前，封锁白宫的措施纯粹是象征性的：任何想要去大楼的人都能进去，如果有谁对集会厌倦了，就可以回家或是去上班。但从9月24日起，维克托·叶林已下令用民警严密包围白宫。现在，只能从大楼里出来，不准任何人再进去。那里的电源和供暖已被切断，热水供应也已停止。从此之后，在这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不允许再有堆放武器和因意识到要失去政权而发狂的政客们盘踞的场所。但是当时还没有讨论过关于如何突击和攻占白宫的问题。
与此同时，苏维埃大楼封锁圈周围已开始聚集许多人群。除了来自“劳动莫斯科”运动安皮洛夫式的职业游行示威者外，麋集到这里的只不过是一些具有好奇心和富于同情心的人。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在莫斯科开始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闹剧的前景本身就足以使他们兴奋不已。当发生强攻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只不过形式更加骇人听闻、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罢了。进攻白宫是形势所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干。当时，看热闹的人群站在坦克周围、沿河街和射击区内，站在狙击手瞄准线内的房顶上。这究竟为什么？这个问题久久地折磨着我。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我看，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会有生命危险。只是在事后才产生恐惧感，才会被目睹的一切所吓晕。而在刚开始时只觉得很有趣，甚至很开心。
有些人来到白宫只是想观看一下头戴纲盔、人数众多的警察队列，也有些人是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怨气。紧张气氛加剧了。
鲁茨科伊在白宫周围开始故作姿态地大肆喧嚣，他用扩音器和旗帜号召警察们醒悟过来，匣戈一击，站到“民主保卫者”——最高苏维埃这一边来。
看来，他们已经断定，人民的自发力量终于起来了。
在某些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料想不到的情况。例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