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武力。以前，我们没有过应付动乱、紧急状态和地区冲突的周密行动计划。应该老实地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计划只能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实行大规模紧急状态的任何经验。
那么，既然没有计划，既然8月叛乱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实例和俄罗斯全国规模的典型意外事件，由此就产生了病态性综合心理。于是，就对游行示威恐惧，不会控制街头的自发势力，由此便产生了我们对白宫实行赤手空拳的包围战术。用橡皮棒和盾牌去对讨冲锋枪、燃烧瓶、短枪和尖刀。
这里，再补充谈一下政治矛盾的症结。
总统表面上违反宪法，采取反民主措施，解散议会，但是为了使民主和法制在国家得以确立。议会看上去是捍卫宪法，却是为了推翻合法选举的总统，建立完全的苏维埃政权。当然我们就陷入这些矛盾之中！
为什么允许鲁茨科伊给各军区和大型军工厂打电话和挑拨国内战争？为什么给好斗分子和恐怖分子反对合法政权的机会？为什么让国家承受如此可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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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又进行了一次令人精神紧张的谈话，这一次是和菲拉托夫交谈，关于这次会见我已经谈过。我感到，越接近行动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里、老广场上以及国防部内紧张的气氛就越浓。
截止此刻的事态是这样的：白宫领导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命令的发布。9月18日，星期六，哈斯市拉托夫在议会中心会见了各级苏维埃的代表。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苏维埃女妖夜欢会，议长下流无耻的充分表演成了它的“壮丽尾声”。哈斯布拉托夫站在讲台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我们总统那儿能得到什么，要知道，他是一个俄罗斯大老粗，在“这种馈况下(他意味深长地弹了一下自己的喉咙)”，任何命令他都可能签署。这种侮辱已不能强烈地打扰我，对仪长的狂妄行为我没有理睬。然而，电视报刊和社会舆论却反应强烈。他越过了以前他不敢越过的界限。这种事之所以能发生，或者是因为他已感到毫无出路，或者相反，他试图表现自己的信心和力量。
9月19日，星期日，哈斯布拉托夫发出号召之后，各级苏维埃的许多会议就从议会中心转移到白宫。略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利用各级苏维埃代表作为人墙盾牌。星期天，根据我们最初的打算，本应变空的白宫已塞满了人。到星期一，慌乱的活动仍齐继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召集到白宫。我一直想竭力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白宫变成了对抗总统令的有组织的司令部。
星期二早晨，我通过直线电话又一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戈卢什科、格拉乔夫和叶林通了电话。我只向这几位实力人物提了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对白宫该怎么办？是否还有可能把那些代表从那里“撵走”？我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好好想一想。或许由特种部队来一次闪电式的休克突击，或许还有我们未来得及研究的其他方案？唉，在莫斯科中心地区留下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危险的策源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每一位部长逐一向我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意见言简意赅，清楚明确，但这些意见并末使我变得轻松一些。我明白了：拿下白宫并非易事。应从这一事实出发来制定下一步策略。当然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和每个人谈完话之后，我请他们所有人在12时都到克里姆林宫里来。他们都意识到了我的处境，但又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我再重复一次，当然不是这所大厦本身使我感到焦躁不安。现在我简直是几乎从肉体上感受到，我们面对着多么严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我已清楚地看到了被人群包围着的白宫。从那里将会挑起冲突、破坏和战争。要避免这一切，只能去冒风险了。看来，还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妥协，重新开始谈判，并在某些方面向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作出让步。主要是，要避免流血，避免伤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如此。
的确，这将是俄国历史上对苏维埃的最后妥协。再过几个小时，我将宣布解散议会。届时，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将永远结束了。对此，我深信不疑。
……12时，会议参加者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很紧张。当我请帕维尔·格拉乔夫发言时，他由于过于激动请求允许他宣读一下自己简短的报告。他从未这样做过，但现在却以坚定的口吻，开始大声地念他写在纸上的报告。接着、切尔诺梅尔金、叶林和新上任的安全部长戈卢什科都发了言。
由于事态发生转折。我们对我们的计划作了一些修正。主要变化，自然涉及到白宫。我们决定切断白宫与全市及政府的通讯联系，以便最大限度削弱议会对各地的影响。我记得，1991年8月切断政府电话联系是如何妨碍我们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而无人注意、后来一直畅通的维克托·伊柳辛的电话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请负责政府通讯工作的斯塔罗沃伊托夫将军尽快来见我。20时零1分，即开始转播我的告人民书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白宫内的所有电话。
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不在议会大厦周围部署特别密集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