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进驻莫斯科，并控制白宫。星期天，白宫应空无一人，不能出任何问题。看来，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将会发布某种声明。并在几处住宅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但重要的是，使他们无处聚会。对城市的威胁来自白宫。那里，武器堆积如山。占领白宫之后，我们就解决了以下几项任务：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将失去协调反对派一切活动的司令部和中心，被解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再召开。没有白宫，他们将变成一小撮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而在整个莫斯科，600人算什么，谁也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这是最初步的计划，部长们应在一昼夜内对它加以修订，如果需要做某种修改，还由这个班子，再加上总理，一起磋商。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到此，我们告别了。这一天，我还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进行了交谈。这两个人也是参与未来行动的关键人物。
第一阶段结束了。严峻的日子开始了。
大概，这是我一生中最严峻的日子。
★★★
能否在俄罗斯避免“黑10月”的发生？能否找到和平的妥协办法使我们走出死胡同？我曾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并多次回答记者、亲友、熟人和生人提出的这些问题。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提醒一下，在这以前，我们丧失了多少次“和平”解决的机会啊。我提议，可更换政府首脑，结果代表大会选出了切尔诺梅尔金。以后又成立调解委员会。没有得逞的弹劾证明，对抗的道路走不通。4月份的全民公决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人民支持谁。最后，召开了有很多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还打算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
后来，哈斯布拉托夫下令暗中破坏制宪进程。他的几次声明清楚地表明，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将会有一场新的歇斯底里叫嚣，出现又一轮与总统的争斗。
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政治稳定，目标明确。别再玩弄法律了。对所有人来说，只能有一种法律。对所有人来说，也只能有一个政府。俄罗斯已经受不任在代表大会上的更大争斗，俄罗斯的一个新斯大林正向我们走来，他想把这场知识分子的民主喧闹引向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有鉴于此，我选择了自己的稳定方案。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3日
星期一上午，11时，我在克里姆林富会见了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这次正式访问的结果。我没有打断他，虽然在这一时刻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一讲完，我就立即把他拉回到我国现实生活中来。我向他通报了已作出的决定，讲述了在老奥加廖沃别墅的那次谈话，并把4位部长已签署的命令草案交给他看。读完之后，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大笔一挥就签了名。
在关键时刻，切尔诺梅尔金将和我站在一起，对此我坚信不疑。但他如此沉着坚定地对待这些消息，而且在行将到来的大事中他又是主角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深为敬佩。同我站在一起的是一位真诚、坚定、刚强的他走了。我在克里姆林宫继续过着平常的一天。12时，我会见了谢尔盖。菲拉托夫(我决定让他稍后一点再熟悉情况，因为主要的工作将在发布命令之后，暂时还可以让他处于轻松状态)。我们谈了星期六将要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会议。13时，和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先生进行了预先约定的电话交谈。接着，先后会见了科学院院士奥西波夫和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然后，又接见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阿卜杜拉季波夫。就我的工作来说，一个接一个的会见，难免是从一个话题转入另一个话题。这是习以为常的、紧张的、充实的一天。
次日，星期二15时，召开了总统委员会会议。我特意把它安排在这个星期。对我来说，解散议会的方案在这个强有力的首脑机关内部如何“运转”至关重要。当然，我没有向他们宣布已作出的决定。然而，由于在当时的气氛下已隐隐约约吹过类似的风，所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建议总统委员会成员考虑一下这样的方案。我请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赞成”，还是“反对”，并设想一下今后国内事态的发展进程。
现在，我已难以准确地回忆起那次讨论在我内心里究竟引发了什么。大约，是一种不满的感觉：第一，我本来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大的支持。第二，我认为，他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一下解散议会后的社会状况。尽管如此，这次谈话对我来说还是极为有益的。在某些问题上，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而有些建议促使我对以前认为不十分重要的细节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在一周之内。我几次会见即将采取的“措施”的主要参加者。因为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具体方案到涉及全局的一些问题，如未来总统令中各项规定的实施机制问题。最可怕的是，所颁布的总统令未能执行。还应解决，如何对付那些拒不承认总统令的地方苏维埃以及宪法法院的决定(至于它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等等，等等。
9月15曰，星期三，又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