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全部停刊。这些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苏维埃俄罗斯》——的编辑部内已出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并要求“了解”明天各报纸版面的内容。
在白宫对面的桥上，人们挡住了军用装甲车辆的去路。加里宁大街和环城路上均已设置了用无轨电车筑成的路障。人们躺到坦克底下，将铁棍插进停下来的军车的履带中。惊恐的作战小组人员除了通过无线电台听到“保持镇静”的命令外，再也听不到其他任何指示。
还有另一个紧张的中心，那就是紧靠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前面的马涅什广场。沿着马涅什广场排起了一列由坦克、装甲运输车和手待冲锋枪的士兵组成的长队。他们正在把人群赶离马涅什广场。从赫尔岑大街开进广场的两辆装甲运输车相撞了。大剧院附近也发生了装甲运输车相撞的事件。
亚纳耶夫发布的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出笼了。这意味着即将施行宵禁。
所有人都等待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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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向白宫。我不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什么时候明白发生在首都的一系列事件的性质的。我想他们不是马上明白了这一点。但如果他们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切的话，叛乱也许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向前发展。
涌进市区的军车和武器不仅没有“安抚”和平息局势，反而激发了全民的愤怒。
到了傍晚。这种愤怒便汇成了人们自发组织的白宫保卫战。现在大家正紧张地构筑街垒，用手把空的无轨电车推来，开来各种货车，发表演讲，向报纸和电台传送各种消息……
看来，俄罗斯人同莫斯科有着一套特殊的沟通手段。虽然人们经常责骂和诅咒莫斯科，但同时又从内心深爱着它。莫斯科的威胁被人们不约而同地视为民族的威胁、全俄罗斯的威胁，视为对某种民族神灵的亵渎。在具有正常思维和感情的人们心中，那一天仿佛发生了一场个人的民族解放革命。苏维埃帝国与祖国的形象彻底地分离了。俄罗斯彻底地摆脱了苏联。这一点尤其涉及到俄罗斯的军官和士兵们，因为这一天对他们是一场最严峻的道德考验。
人们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被抛弃了”。而且这一消息，从大体上说引起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总书记不成功的改革，他那冗长而令人费解的演讲已经让许多人生厌。许多人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一些社会人士不满民主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发动叛乱闹剧的克格勃分析家们的如意算盘正是基于上述情形。
在这种尖锐而复杂的形势下，一些次要的细节和心理因素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仅没有“内部的”领袖(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谈到)，甚至连“外部的”、“充当门面”的领袖也没能找到。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让人阴郁地联想起斯大林时代的迫害。亚佐夫元帅不适于一个文职的角色。帕夫洛夫因为强行兑换卢布和价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人们深恶痛绝的唾弃。虚伪狡诈的卢基扬诺夫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好感，因为他是一个冷酷而老于世故的人物。
也许应当推荐某个类似巴克拉诺夫的新人物来充当“魁首”。但政变者们又害怕有违宪之嫌。于是他们把副总统亚纳耶夫推到了前台，寄希望于他的顽强与自信：但政变者们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但他那飘忽不走的命运顿时让他赢得了比整个改革年代更高的总统威望。苏联总统在人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无辜的(或许是“无辜面须”的)牺牲品。
最后，笨拙而毫无秩序地沿莫斯科市区行进的坦克和装甲车，更加点燃了人们的心头之火。像“聋予的耳朵”一样摆在大街小巷的武器，激起了人们愤怒的抗议。紧急状态的社会基石一分一秒地迅速瓦解。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又一个失败原因是所谓的集体责任制，确切地说，是发生事件的整个无责任状态。
如果事先能逼迫戈尔巴乔夫“退位”，正式剥夺其总统全权、或许事发前夕克里姆林宫的连夜聚会能有某种意义。但由于代表团从克里米亚无功而返(这个结果本在预料之中)，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聚首(其中许多人是从休养所和疗养院紧急召回的)就具有了完全另一种潜在的意义。其含义的实质就是典型的“连环保”和见风使舵。一切行动必须经谨慎的多方协商，结果是承诺者们的领导层内缺乏动力和“进攻中心”。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重操勃列日涅夫式(而非戈尔巴乔夫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旧模式——有名无实的领袖，强有力的幕后人物，复杂的幕后斗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没有署名，以无个性的面目出现，照理说，这些决议本应当也像在停滞年代一样，让人们感到一种神圣的战栗并被视为不可抗拒的旨意。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这些年里，人们的心理发生了许多根本的变化。人们已经习惯于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个性人物，包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