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间来打球。
我不晓得她是怎么办成事的，反正我总是能一个人占用整个场地。
打过网球后，她通常请我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到自己的教练室里坐一会儿，休息休息。这里总是准备好一些好吃的东西。
……过了几个月，我开始觉察出某种不方便。这毕竟是个许许多多的人来往聚集的场所，在这里打球的有学者、教授、官员、大学生——一句话，我感觉出受到别人过分集中的关注。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综合体育馆和宇航员伊戈尔·沃尔克、萨沙。谢列布罗夫一起打球。他们对我的款待非常之好，所以我在他们那儿休息得好极了！……
并且，我还从中有所悟呢。
教练员的帮助当然是重要的。然而。我需要的不是这个。除了能让身体休息、精神放松、精力恢复的网球运动以外，我需要的是自由，是除掉镣拷枷锁，是完全的独立自主。我明白自己已经变得对于他人企图进入我的内心世界的积极表现极其敏感，甚至可以说是病态一般地敏感。即使别人在这方面稍有一点儿主动，“我就会突竖针刺”，立即……自行封闭起来。
但是，如何向这个女人解释清楚呢？毫无疑问，她一定觉得这是某个人的阴谋诡计，她又怨又气……
当时我非常不方便，但是，我对自己又毫无办法——这就和许许多多像我这样年龄和地位的政治家一样。我身上出现了某种封闭性综合症。与此同时，和在其他极多情况下一样，我再一次领悟：倘若感觉到危险和惊慌，倘若内心不舒服，那么就应该坚决采取行动。
后来查明：我同综合体育馆的这位极其可爱的亥行政负责人和知交的所有亲切谈话，都被克格勃用精心策划的方式窃听去了。
又一次事故
我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事故！任最高苏缎埃主席时还发生过一次极其愚蠢的事故。这次事故就发生在市中心。对这次事故人们已经说和写得很多，不过有的人可能还有不清楚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娜依娜请卫队送我的大夫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格里戈里耶夫上班，他早上刚刚给我做过一番医疗处置。给他派来了一辆汽车，就是我的那辆护送车。这样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护送汽车的情况下行车。
我们平时的路线是：车行至特维尔斯基大街，第一辆车在前，我的车居后(我们和市汽车管理局达成协议：我们的车进入非常拥挤的街道时，他们截断交通)，我们横穿特维尔斯基大街后，白宫也就近在理尺了。
老实说，这时候的情况我记得不大清楚——不知怎么地我无精打采的，伸直双腿(这是排球运动员的习惯——他们的膝盖摔伤碰坏，终生不愈，经常伸直双腿；因此，在“伏尔加”车里，我和司机并排坐着)，正在打磕睡。
那天早晨，街上的汽车排成了8行，几乎连一条缝隙、一块巴掌大的空地都没有……市汽车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截断车流，但由于我们没有护送汽车，加之不是所有的汽车司机都能看得见市汽车管理局的警告指挥棒，当大家都停下来时，我们应该稍微刹刹车，略停片刻。但是，司机看着我，我便不由自主地做出手势：继续前进！他加大油门，绕过一辆带篷载重汽车，前边已见到一块空隙，可是突然间极其沉重的一击横空袭来！头上剧烈地疼痛……
当时我的司机(他是我从国家建筑委员会带过来的)一下子犯了3个错误：其一是他没有听取警卫队长再三提出的要他绕行的建议；其二是在没有市汽车管理局掩护的情况下，他开得太快，其三是他没来得及刹车。我们驶入了木栅栏，缓冲了打击；要不然有可能撞到石头墙上。倘若如此，那我们生活中许多事情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和我们相撞的那辆“日古利”车上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女人头部划伤，被立即送到诊疗所。而科尔扎科夫虽然被震得几乎休克，竟然赤手打开卡佳的车门，把我拖出来，这在平时未必有人能够胜任此事。他把我送回家里。
在家里，娜依娜看见我就慢慢地、默默地坐到地板上。当时的我还在流血，脸色苍白如纸。过了一会儿，她镇静下来，帮我躺到床上。救护车飞驰而至。大夫们当即作出论断：轻微震荡，无严重损伤，头部太阳穴和大腿上受到打击。看来，我确实身体虚弱了，而且事先没有承受突然打击的准备，为防万一大夫们强迫我去医院。
医院把我安置在一间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我觉得自己正常。不过，护士、大夫、患者、探视者，噶，这就开头了……大家都想看一眼活着的叶利钦嘛。总之，我感到自己就如同动物园里的大象。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非常同情大象。因此，我在医院里只忍受了一昼夜。
前不久，1993年夏天，关于我旧病复发的虚假流言再次不胫而走。人们又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为我担惊受怕。
这种现实的和杜撰的生命威胁伴随着我，折磨着我，一遍遍地再现，一次次地不断提醒自己。似乎想恐吓我，检验我的性格和意志。让我经常精神紧张，焦急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