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
往前看，可以说同我的其他几次激烈声明一样，我采取的这一步骤后果良好。归根结底，我的讲话不是使全国的形势更为复杂，而是有所缓解。
不过，我的讲话却极其严重地羞辱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我为什么发表措辞如此激烈的讲话呢？既然戈尔巴乔夫继续认为自己是改革的领袖，继续充当知识分子的偶像，他在世界上的威信比那些年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都高得多，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求他辞职呢？请看世界上一些报纸在我的电视讲话之后写的评论：“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未必能开拓通向民主的道路”(《柏林报》)。“叶利钦决定公开出击所反映的与其说是他的强大，毋宁说是他的软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些外国的外交家都认为，如果不是以进步的观点，而是从防止混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最合适的候选人。而叶利钦依然是个不太知名的大人物，并且他可能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泰晤士报》)。
我的好朋友、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说：“在这样的转折关头，正当我们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之际，时利钦实际上又组织了一场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危机。”
之所以要猛烈地攻击戈尔巴乔夫，我已经说过我有各方面曲理由，其中包含纯摔道义上的理由——我无法忍耐戈尔巴乔夫在维尔纽斯悲剧事件期间所玩弄的两面派手腕；我更不能原谅他如此轻易地埋葬了那些年的我国经济的唯一希望——“500天计划”。
然而，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而且就在当时我已经开始明确地意识到了。
在那个时候稍前，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已经明显形成。这股政治势力先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派已经打倒了左派势力和最高当局。对于这股势力而言，我们大家和“美国特务”雅科夫列夫及“德国首脑”戈尔巴乔夫一起统统成了“帝国主义奸细”！实质上，这是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失望的俄罗斯人之手，经由新的波洛兹科夫共产党之手，经由非正式的“新共产党人”之手，经由反动的工会之手，经由黑衫党人及其他各种势力之手而将要成立的民族救国阵线的萌芽。
与大多数民主派不同，我领悟到独裁的威胁不但来自“戈氏”周围的人们，而且来自戈尔巴乔夫本人。而这一点确实令人可怕。终有那么一刻他需要脱险自救，从备用出口逃出，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要知道，目前在机智多谋的卢基扬诺夫所领导的最高苏维埃、政府、苏共中央、各种要害机构内的保守分子都明确地表达出了一种激进的思想——“民族救国”的思想。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利用经济危机，利用高加索的民族冲突，逐步制成了紧急状态的模型，实质上是成了后来国家政变的示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在右派和左派之间随机应变已经是不可能了。
戈尔巴乔夫面临一种可怕的、亟待作出的选择。
然而，单一的选挥剥夺了他的基本武器——玩政治游戏、耍政治手腕、搞政治中伤的武器。失去了永久许诺、与各种势力结盟、采取一些出人意料的步骤的这个自由天地，戈尔巴乔夫也就不成其为戈尔巴乔夫了。
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挤到墙角里的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联盟条约的思想。
因此，他能够赢得时间。
★★★
在我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更加激化的这个时期，正值矿工们要求苏联总统辞职的政治罢工开始之际，我到斯待拉斯堡参加欧洲议会的会议。既然俄罗斯改革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命运依然是个大问题，我决意预先取得欧洲民主议会主义者的支持。
行前末做一定的准备工作。当时的预想是：他们是民主派，我们也是民主派。在斯特拉斯堡迎接的是一场“冷水浴”，我甚至说是一次冰水浴。譬如，西方报纸在评价这次访问时写道：
《世界报》：“进入斯待拉斯堡——欧洲的这扇大门之后，叶利钦应该发现，这里只承认一个俄罗斯人即戈尔巴乔夫。星期一对于叶利钦而言特别不愉快，那天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者让他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叶利钦万没有想到，在这里他被称作‘蛊惑家’和‘不负责任的人’；他还没有料到，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派代表然皮埃尔·科特指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而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正如这位代表人物所说的‘我们感到较为放心’。”
《柏林报》：“欧洲议会代表采取了鲜明的立场。他们以绝非巧妙的外交表达方式让米·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竞争对手’明白，他同戈尔巴乔夫一对一地单打独斗不会得到理解。他争取建立斯特拉斯堡与俄罗斯议会之间直接关系的愿望遭到拒绝。一个分崩离析的苏联只能彻底破坏稳定的局势。”
《纽纳每日新闻报》：“应该记住下面的情况：鉴于缺乏实行民主制度的经验。倘若戈尔巴乔夫和现政府的阵地(不管它们是多么软弱)受到严重破坏，那么苏联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