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站到了队伍的第一排，再后来又领导了这支队伍。这个上升的过程是很快的。如果有人1917年在图鲁汉斯克对斯大林说，过5至6年后他会成为这个庞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大概他本人都会认为是不高明的玩笑。
有这样一件事使我感到惊讶。在写书的时候，我重新通读了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其中包括他的论文集《列宁主义问题》的第11版，这是在1945年印行的。文集中有他在20和30年代的一些讲话。他在讲话中进行辩驳，辱骂、批判和大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科利尼科夫、克里斯京斯基和其他许多人，请注意，在当时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在了，他把他们都消灭了！但在1945年出版书时，这些话就象在“当时”说得一样，——就象他和从前一样地在对他们这些活人说话。甚至使人感到有点可怕；斯大林在继续和影子作战。破坏法制的机器一旦发动起来，它就象从前一样要求不断往它的炉膛里送牺牲者——活的，甚至是死的。
——难道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这个狂妄地把自己看作人类命运的唯一主宰者的人吗？
——这里有几个方面。首先，不能否认，斯大林在群众通常的意识中，他个人成了社会主义的体现。他使自己成了社会主义的象征。实际上，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一无例外地成了官方的路线，被所有人理解为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因此，同他进行斗争是十分困难的，虽然有些人（当然有这样的人）曾感觉到他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和罪行。但是，企图指出这一点的任何人，实际上都会被当做社会主义的敌人。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使我作为一个人和一名学者内心更加不安。在最困难的和最异常的状况下，一个人总会有表现自己良心的机会。那怕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明白，谁要在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全会上，代表大会上和大规模的会议上挺身而出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你在干什么？难道这些人是敌人？为什么恐怖的斧钺落到了我们党的优秀成员的头上，落到了列宁的近卫军头上？”这样的人就会被消灭。可以设想，这种良心的勇气不会不留下痕迹的，因为党会知道这样的发言。大概，这不能制止镇压，特别在它的后期。但无论如何存在永久的价值——真理、善良、高尚和荣誉。然而，表现这些品质的机会，这种良心的机会却很少被利用。相反，产生害怕告密，猜疑和互不信任的气氛。所有这一切又浓密地贯穿着对领袖的赞美……
当然，我们知道有不少的人有勇气讲出真理，讲出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大家都这样利用良心的机会那该有多好啊！归根结底，个人迷信不只是斯大林自己建立起来的，其他人、他周围的建立了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家对此也负有责任。因为，如果说人民群众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这个概念不是抽象的？这个作用不仅表现在“归根结底”的作用上，而且表现在表达对与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不符合的现象的自己的集体态度的能力上。
——您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有哪些特点，您遇到了哪些困难？在研究祖国历史上如此矛盾的现象时您给自己提出了什么任务？
——我想，如果委托某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或者由科学院院士组成的有声望的集体来写作此书，它一定会写得更出色，但不管怎样对它的看法照样会是矛盾的。对斯大林的不同观点现在还存在着。只有被全面地研究了的真实情况（这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才会形成对这个人物和与他相关的事情的完整的态度。因此，我不抱任何幻想。在我的想法中出发点只有一个。在文献的基础上讲述真理。我不想讨好任何人，不去迎合任何人的口味。我不是斯大林分子，也不是反斯大林分子，而是一个普通人，我认为应该记述我国历史的盾牌上的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应该用真理来修补。与这个人物的“胜利”相联系的人民的悲剧会永远提醒我们。我想，我们越是迅速地进入这个人在过去的谬误的深处，对我们所有人的将来就越好。
当然，这会触动很多人，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什么，难道大家过去的劳动、工作、干的活和完成的事都是徒劳的了，不，不是徒劳的。过去所作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祖国这一切都会留在我们的总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潜力之中。我在很多档案馆，包括党的、中央的、军队的和法律的档案馆里工作过。与数十人（如果不说数百人的话）谈过话。这些人本人了解斯大林。同时，我的书不是政治传记，而是政治肖像。我力图在文献、资料和证明材料的基础上，说出自己对过去的判断、思考和想法。
——在出现大量关于我国历史的文章的今天，是否存在着为填补“空白”表现出急躁和浮浅态度的危险呢？因为对历史的分析需要深刻的分析和专门知识……
——我和很多人一样，一度曾对斯大林很迷恋。在事后的今夭我不想说，好象我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个罪人。不是这样的。我和大家一样，也曾认为斯大林是个特别高大的人物，他做了很多事情，是个领袖等等。我现在记得，在他逝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年青的尉官很真诚地为之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