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维德·加伊
50年代初是苏维埃国家崛起和恢复战争破坏的时期，是征服原子、修建大型水力发电站和运河的时期……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战争的人民有权期待新的生活——开放的和自由的生活。他们曾为之准备，也为之历经了痛苦。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为伟大的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所做的报告中谈到战后的年代时说：“……一切都越发明显地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社会的现状与过去的领导方法之间的矛盾。权力的滥用、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都在继续。‘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被炮制出来。”
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播发了一条医生团伙被捕的消息。当时宣布说，这个医生暗杀集团为自己拟定的目的是通过有害的医疗方法以减少苏维埃国家积极活动家的寿命。“安·亚·日丹诺夫同志和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就死于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匪帮”。接着又说；“业已查明，这一医生团伙的所有参加者均受雇于外国情报机关，向他们出卖了灵魂与肉体，是他们雇佣的忠实走狗。医生团伙的大多数参加者——沃夫西、鲍·科甘、费尔德曼、格林施泰因、埃廷格尔和其他人——已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他们被吸收进美国情报机关的分支机构——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国际犹太组织’……暗杀集团的其他成员（维诺格拉多夫、M·科甘、叶戈罗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老牌爪牙。”
这条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医学科学和实践的泰斗、克里姆林宫医院的顾问会是间谍和杀手？刚一开始人们不愿相信这些，然而，许多人还是相信了。结果，门诊部变得空空荡荡，医院里的患者拒绝服药。白衣使者令人感到害怕。
“医生案件”是怎样开始的？其根源何在？医学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战后曾任苏联卫生部长的叶菲姆·斯米尔诺夫就这一案件透露了一些情况。在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回忆说：
——1953年1月13日以前不久，我在斯大林距索契不远的别墅作客。我们在花园里漫步、交谈。斯大林指着长有柠檬和橙子的树木，谈论需要如何照料这些果树。话锋突然一转，问道：
——斯米尔诺夫同志，您是否知道给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看病的是哪个医生？
——知道。——我回答道并说出了姓氏。
——真奇怪。一个医生治病可两个病人却都死了。
——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医生是没有过错的……
——怎么能说“没有过错”呢？
——我曾注意过季米特洛夫的病历和病理解剖结果。我敢说，请您相信，当时已经毫无办法了。我了解到，顺便提一下，是季米特洛夫自己把这位医生介绍给日丹诺夫的。季米特洛夫觉得他是个知道分寸、学识渊博的人，是位业务精湛的专家。
斯大林沉默了片刻，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未必已经说服了他。他总显得疑心重重，在晚年这一点简直成了病态性的。
因“医生案件”而被捕的雅科夫·拉波波特教授（他的回忆录即将在《人民友谊》杂志上发表）回忆了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在当时说过的话；
一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在最后一次探望斯大林时，发现自己的病人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就在病历上作了记录，要求必须严格作息制度，完全停止一切活动。应该说，斯大林死后，维诺格拉多夫的诊断完全得到证实。但是，在“人民领袖”生前，这位著名医生政治上的天真使他付出了自由，也可能付出生命。他的建议被视为企图阻挠斯大林参加一切积极活动，当然，其中也包括政治活动……
当负责斯大林医疗观察的贝利亚把维诺格拉多夫的意见告诉斯大林的时候，他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之中，喊道：“给他戴上镣铐！戴上镣铐！”
他的发怒似乎根本就不是偶然的。完全可能。斯大林想起了列宁患病时期自己借口关心他的健康在隔绝革命领袖参加党的事务中的作用。现在出现了他本人陷人类似境地的情况。他的治病医生想要让他彻底平静，停止一切活动。
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很快就被捕了。
对第一批最权威的医生的逮捕发生在1952年11月。鲍皇斯·科甘教授的儿子、建筑师列奥尼德·科甘回忆说：
——我在建筑工程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回家晚了，突然听到房间里的高声喊叫声。我们家里正在进行搜捕。我记得父亲已被带走了。搜捕进行了整整三夜，他们敲打墙壁，查找武器、毒药等等。我的父亲是1917年2月入党的党员，是沃伦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之一。此后他献身医学，成为莫斯科著名的内科医生。他负责著名国际活动家的健康情况，包括为季火特洛夫治病（斯大林在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斯火尔诺失的上述谈话中指的恰恰就是鲍·科甘）。父亲和季米特洛夫结下了友谊。第一次审讯时，当他听到证词称他是外国走狗时，他是何等震惊。
瓦莲京娜·戈特利布大夫，这位在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业已去世的雅科夫·戈特利布教授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