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和消费、其经济周转、道路和对市场的适应等等，具体而又颇为仔细的研究，决定了这个学派完成的工作的内容，从而说明它的科学体系的成就和一定的缺点。集中注意力于农民经济的功用的内部机构和在抽象过程中舍弃整个社会经济因素体系对它的影响，导致总的科学概念的极大的局限性，使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但同时它的切合实际的成就、对小家庭经济内部结构和活动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不相抵触。还应当指出它严谨的治学态度。总之，亚·瓦·恰亚诺夫学派20年的存在、工作和研究著作，对农业经济科学是很有益的。
好啦！“劳动农民党”问题，可以说是完全另一类的问题，和科学本身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观念里，大规模的镇压通常只与1937—1938年有关。实际上，这几年“只”是大规模镇压的最高峰。
国民经济的根本改造是必要的。不幸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难以置信的速度，这种速度引起在矿井、发电站、工地上的事故，引起破坏操作规则、工作和产品的质量下降、粮自供应中断、完不成计划任务、白白浪费资源。因此，工程师、计划工作者、供应机关工作人员、全部“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而首先是旧科技知识分子和旧职员的代表，便受到惩罚。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斯大林利用这个理论来反对对他的政策及其后果的批评者，这些后果在1930年春天以前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工业党”案的审判中（1930年11月25日—12月7日），在被告席上有以学者、工程师N·K·拉姆津为首的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1931年1月9日，举行了对“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的审判，被判决的有过去著名的孟什维克B·P·特罗曼、尼·尼·苏汉诺夫、M·N·雅库博维奇、B·B·舍尔和其他20年代末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各部门工作的人。继他们之后，该轮到对“劳动农民党举行公开审判了。在报刊上点了它的首领的名字——亚·瓦·恰亚诺夫、H·N·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人，他们的观点同已经实行的全盘集体化方针有根本分歧。但是，公开审判没有举行。
——据今天的专门机关估计，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档案馆里，没有关于“劳动农民党”存在的任何资料。补充一点，1930—1932年在地方由于隶属于“劳动农民党刃而遭到逮捕的有一千多人，现在“由于缺乏事实或者犯罪内容”被恢复名誉了。恰亚诺夫、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学者的观点和结论是一回事，政治组织是另一回事。这样的组织不存在。
——关于“劳动农民党”的成立和活动的唯一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是在“孟什维克审判案”上被告和证人的供述。所有这些供述，乃是“口供”，这在当时已开始算作“在任何情况下最好的罪证”（这在H·克雷连科在“工业党”审判中的起诉词中写着很别致的标题《被告为什么招认》的一节中可以得到证实）。
我看，今年7月16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为卓越的学者和农学家、经济学家和实践家（他们都是不公正的法庭的被告）彻底恢复的名誉的决定是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它证明，我们社会政治生活在民主化和公开性基础上的改造具有普遍的和不可逆转的性质，并且不限于今天。它也开始公正地对持过去，从而保障这种公正在将来坚固不拔。
——作家、语言学博士玛里埃塔·丘达科娃在谈到作为文学家的恰亚诺夫（这真正是位不平凡的人物，他是发表于1918—1928年的小说的作者）时，给我们的谈话增添了意外的方面：
——我父亲在季米里亚捷夫大学时是他的学生，听过他讲课。我当研究生期间，知道小说家恰亚诺夫，读完很小的、式样雅致、巧妙模拟普希金时代散文、然而以20年代文学为背景写作的一些小书。但作者本人在自己文集的前言中却坚持说这些独出心裁、离奇的小说是完全得当的：“完全不容怀疑，任何尊重自己的世界城市都应该有装饰它的霍夫曼风格、若干个自己的‘家庭魔鬼’，像任何欧洲式彬彬有礼穿着的绅士在自己翻领扣孔里插着一朵花一样。没有这些东西，最可敬的样子都有些逊色和枯燥”。
在我们面前难道是布尔加科娃的莫斯科的霍夫曼风格的先声吗？
还有，更出奇的，是恰亚诺夫的一本小书——《韦涅季克托夫，或我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件。由值物学家X所作、植物病理学家Y插图的浪漫主义小说》（1921年）——按E·C·布尔加科娃的说法——受到米哈伊尔·阿法纳西也维奇的特别喜爱，无疑地促进了他的《大师与玛加丽塔》以及《死者札记》的构思和情节故事。
还在70年代，我就曾经写了这件事。在那些年里，我和清楚了解作为土地问题专家的恰亚诺夫并见过他的人交谈——在他去世以前不久——在哈萨克斯坦，同C·N·希波夫交谈。他叙述俄国土地思想发展的回忆录，以及许多关于祖国历史上悲剧式的、而我们又不那么知道的变故的珍贵资料，收藏在弗·伊·列宁图书馆档案库里……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