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最高苏维埃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在和平共处、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苏中两国应该发表一个发展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华国锋在２月２６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直接对苏联的建议作了回答。
华在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对边界争端的立场：
“首先，应当按照１９６９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苏联应当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６０年代初期那样。中苏关系究竟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苏联方面。”
１９７８年３月９日，中国政府在答复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中，谴责苏联政府不愿履行中苏两国总理在１９６９年达成的谅解，甚至还否认这种谅解的存在。如果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政府应同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通过谈判，逐步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走苏联武装部队。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蒙古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蒙古的请求而驻扎的。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的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继续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在蒙古驻扎。
中苏边界谈判自１９７７年２月中断以来一直没有举行过。
１９７８年５月４日，谈判又在北京举行。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到了６月，谈判只好中断。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７９年初，中苏两国的紧张局势在各个边界地区不断加剧。双方相互攻击不断升级，进一步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受到限制。苏联政府不能容忍举世瞩目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改善。同时，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卷入柬埔寨和越南的纠纷中去了（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内容，可见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１９７９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重新接触。同年秋天，两国就改善双方关系问题举行了谈判。９月２７日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预备会议。１１月３０日举行正式会谈。
根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团要求苏联把在中国边界武装部队的人数和装备减少到１９６４年的水平。苏联武装部队应从蒙古和中国有领土要求的地区撤走。据报道，苏联代表团答复说，苏联减少在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中国也减少在同一地区的武装部队。双方应同样减少那里的部队。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底，随着苏军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认为“不宜”再继续举行中苏谈判。
直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双方没有举行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谈判。因而，中苏边界谈判再度中断。
中国在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主动性（１９８１年６月）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的《人民日报》登载了１９７９年莫斯科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汇川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关于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
李声明，目前的中苏边界，是由沙皇俄国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确定的。根据这些条约，沙皇俄国从中国割去了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大约折合５８万平方英里），相当于３个法国或１２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对华宣言中明确宣布：“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１９２４年５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规定，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根据这一协定，中苏双方在１９２６年举行了会谈。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没有签订平等新约。结果，“中苏边界问题至今还是悬案。”
李继续指出：尽管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国政府仍准备以这些现存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边界的界线。但是，苏联报刊的文章不仅坚持以这些条约来划定目前的边界，而且坚持以“历史形成的”和被苏联军队“实际守卫的”，边界来划定目前的边界，而“历史形成的”和“实际守卫的”，边界与以上述条约划定的边界相去甚远。因此，应当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来解决全部边界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李提出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１）应当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２）边界问题应在条约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３）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的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４）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并以此勘定边界线。（５）履行两国总理谅解，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的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１９６４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
撤出或不再进入，脱离接触，并为此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