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６４年２月）
中共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苏联领导放弃了调和的态度。在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发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给了其他各国共产党，但没有发给中国共产党）
中，苏联领导说苏共中央将在其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中国党的活动，此后将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再一次提出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问题。２月１４日，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论战的长篇报告，它包括了苏联当时对中国领导的最全面的指控。然而，这篇报告应罗马尼亚党的请求，当时没有发表。
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中国领导人“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好象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中一样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硬规定一些条件；他们可以按照这些条件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党和人民或者列入社会主义，或者‘革除’出社会主义。”例如，他引证了中国领导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对南斯拉夫给予了赞扬，而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遣责为“法西斯专政。”
当谈到阿尔巴尼亚党时，苏斯洛夫评论道：“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是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对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采取敌对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在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卫个人迷信，是同他们多年来自己培植个人迷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活动中采取恶劣方法有联系的。”
苏斯洛夫还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苏联所做的防止世界战争威胁的努力。例如，在１９６２年，他们利用古巴危机的有利条件，去扩大印度边界的冲突。他继续指责道：“中共领导明显的冒险主义立场在它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上暴露出来。”中国领导人曾企图坚持要苏联给他们原子弹，而当苏联没有给他们原子武器的样品时，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耻辱。他接着说：“我们认为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是不适宜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西德和日本就会进行原子武装。它们作为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无疑能够比中国制造更多的原子弹，更快地建立起核潜力。”
当《报告》转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时，苏斯洛夫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背弃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强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这种态度“拒绝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作，对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的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苏斯洛夫评论道：“如果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把一切希望都无例外地仅仅寄托在武装斗争上，毫不考虑人民群众是否总是愿意支持这种斗争，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惨痛的失败。”
《报告》在宣称“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之后，苏斯洛夫继续指出。“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锡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都建立了反党的分裂主义的叛徒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人数，有的地方是几个人，有的地方是几十人。……中共中央领导正在把事态引到更远的地方——
它公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评凑一个有特殊纲领、有集团纪律、以北京为中心、由同他们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中共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的一个领导人，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样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报告》在结束时指出：“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展开派别活动。……我们党主张再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来讨论当代的根本问题，主张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广泛地交换意见，以便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中共领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党集体来确定为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所必需的途经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苏中两党之间信件的交换（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引起了中苏两党冗长的和语言刻薄的信件互换。中共中央在注明２月２０日的信中，指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仅采用“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而且还“摆出‘老子党’”的样子和策划“假团结，真分裂”。
苏联共产党（２月２２日）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答复苏联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并且说，“既然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的软弱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