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
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信中继续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宣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指责中国人“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时，信中说，在最近三年里，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下降了一半以上，由于中国破坏协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失。信中继续说：“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见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信件中的第２２条——作者注）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策不能把它看成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信中还指责中国领导“策划和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这些反党集团有比利时、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和锡兰等国的共产党。信中说，“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党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领导人用许多种语言发表文章，辱骂性地攻击苏联、法国、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关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并且“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信中否认了中国关于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并引用了１９５５年《人民日报》的一句话：“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苏共中央的信问道：“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信中继续说：“在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但是，象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但这是对解决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开始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国对苏联声明的评论（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对苏共中央７月１４日的信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评论。他说，苏共中央信件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位发言人的声明，语调具有讽刺意味，声明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再一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