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中国使馆官员被苏联驱逐（１９６３年６月）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８日开幕。当天，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由于中共中央的信件对苏联“毫无根据的攻击”，因此，“目前”在苏联将不予以发表，其他共产党要求：“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６月２１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公报驳回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对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对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７日，苏联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召回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复信的复制本的三名中国使馆官员。但这一要求被中国外交部说成是“毫无理由的和不友好的。”苏联外交部７月１４日的声明说，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置苏联外交部的两次抗议于不顾，在莫斯科和苏联其它城市散发了大量用俄文印刷的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的信件。中国于７月５日发表的一个照会对这一驱逐提出了抗议，坚持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式机构及全体人员散发自己的政府和党已经发表的文件是完全正常的。”
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５日，中苏两党的会谈于莫斯科在绝密的条件下开始举行，邓小平、彭真和伍修权代表中国共产党，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安德罗波夫、鲍里斯·波诺马寥夫、列昂尼德·萨丘科夫、斯捷潘·契尔沃年科（苏联驻北京大使）代表苏联党。会谈于７月２０日结束，没有正式达成协议；次日发表的公报说，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已经决定“双方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苏共对“二十五条”的答复（１９６３年７月）
７月１４日，《真理报》发表了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的信件和苏共中央一万八千字的复信。
苏共中央的复信采取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形式。这封信谴责了中国领导人正准备在核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生命；谴责中国领导人拥护恢复斯大林的领导方法和在一些共产党内组织破坏活动；这封信暗示，中国领导人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激励，而不是被共产主义的原则所激励。苏共中央的复信概述如下：
引言。“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读到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
“还有什么对苏联和苏共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信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了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关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谈到中国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时，信中回忆说，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１９８个工业企业和其它项目；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向中国提供了１４００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正在对中国的８８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
关于论战的展开。信中说，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当绝大多数共产党拒绝了中共的观点时，中国代表团“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此后不久，他们就“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作为传声筒”，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后来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系列呼吁没有得到北京的响应。
信中声称，中国领导人通过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把各兄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中。“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从１９６１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要求把苏联代表和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排除出亚非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苏共中央的信说，“（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
……第一，中国同志……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以及同他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他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