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谴责利涉用党的代表大会作为攻击其他共产党的讲台时，文章指出，这种“恶劣的表现”起源于１９６１年的苏共党代表大会上①——
（①这里是指１９６１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这是文章中唯一直接涉及苏联的地方。最后，文章重复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另一篇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长篇文章中，重复了上述许多争论。这篇文章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就是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并且谴责了陶里亚蒂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关于古巴危机，文章指出：“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文章断言，“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显然是指赫鲁晓夫——
作者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人民日报》坚决主张，莫斯科声明中对南斯拉夫政策的谴责仍然对各个共产党具有约束力。
到１９６３年１月７日《真理报》所发表的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为止，苏联领导人最充分地暴露出了自己的态度。《真理报》以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这样的语言，“只能在人民中间引起自满情绪和削弱他们的警惕性”为借口，为与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讲话相一致的苏联外交政策辩护，并再次谴责了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的观点。
当文章坚持认为苏联党仍然赞同莫斯科声明时评论到，“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时时诋毁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文章继续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由于他们自己发动了“一场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无礼攻击”，从而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形式和精神，而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恢复友好关系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团结。文章继续指出：“最近，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国内外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消除了大量对建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所抱的错误和有破坏性的观点。那些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的人……是故意地在撒谎。……苏联共产党公开声明，苏联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若干意识形态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毫无疑问与南斯拉夫这个正在建议社会主义的国家恢复友好关系，能够更快地有助于克服在若干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的答复文章引用了赫鲁晓夫早些时候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并谴责说：“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志在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会谈（１９６３年１～５月）
在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举行的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为苏联的观点进行辩护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他呼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攻击”，并以立即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将导致分裂的危险为借口而反对立即召开这一会议。中国代表伍修权欢迎停止互相攻击这个建议，但支持早日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
但伍修权的讲话被“呸”声所数次淹没，而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则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正在动摇兄弟党的团结的公开的持久的激烈争论”的关心，并建议召开一个两党代表会议，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作准备。在答复苏联的信件之前，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他的对手的攻击。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①批评了苏联党第二十次（①原文误著为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６日——译者注。）
代表大会，宣称它“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
文章认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公开化，起源于１９５９年９月的戴维营会谈和塔斯社对印度边界争执的声明，“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的是第一次。”“某些同志”攻击中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一些同志”对中国“施加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协定和合同”。
《人民日报》继续指出，苏联不顾中国和解的尝试，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并且干涉阿尔巴尼亚的内政。一种“无原则的妥协”，在古巴问题上起了作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