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过程的22个寒暑，细节容后详述。家父与家母分别来自巴伐利亚（Bavaria）及匈牙利。家父原是酿酒师，但在美国颁布禁酒令后，无法再以酿酒为生，因此萧条的二三十年代，他在西雅图地区以买卖及整修不动产为业。在大学之前，我对功课并不认真，各类书籍则是囫囵吞枣，谈不上有系统地研读。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成绩优异，但却经常选错课程。我自己缺乏判断能力，而父母所受正式教育有限，也无法给我指引，因此我选了一堆“实用”的商业课程和许多政治学科目，就是没有选修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我后来相信一种说法，那就是如果把在一个领域钻研的程度以数字来表示，那么大学部和研究所的训练，可能是一与八之比，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证明。华盛顿大学虽有几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者，但称不上是第一流的大师。

    西北大学打开了我的眼界。不过同样地，我还是选修了太多实用的课程，这次比较偏向于都市土地经济学。当时，我的老师是干练也善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者伍德伯格（ColemanWoodbury），我决定以学术作为终生职业，受他的鼓励极大。不过，1933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时，对经济学的了解可以说近乎一张白纸。当时我自己并不了解这点，毕竟22岁的年轻人还不太懂得谦虚。

    名师风范

    在芝加哥大学，我遇到了三位至今我还是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奈特、西蒙斯以及一年后从美国财政部返回校园的威纳。

    奈特是一位杰出但有点不循常规的老师，他的教学天马行空，不断变换讨论的主题，但却一再反复强调自己的论点。在经济学史的课程里头，他最感兴趣的是宗教史的黑暗面，但对自李嘉图以下经济学界大人物所犯的偏见与错误，他也是津津乐道。他的卓越由所有学生无不受其影响即可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表明，知识的追求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但即便是全心全意追求真理与证据的优秀学者，也难免遭遇重重困难。

    西蒙斯是亲持的弟子，但是他的例子足以昭告我们，身为弟子者仍可独立思考，对老师的某些理论存疑，或抱持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标。西蒙斯认为，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危机中，西方世界的自由与经济活力危在旦夕。奈特则是从比较开阔的眼光来看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社会愚行史；当时存在的危机固然很严重，但也不乏先例，而且也会一如既往被拙劣地解决掉。反之，西蒙斯却由衷地相信，30年代的危机一定要妥善处理，否则文明的基本价值将遭摧毁，因此他也一生致力于这项工作。

    奈特和西蒙斯两位都成功地灌输了我一个观念，事实上他们可能强调过度了，那就是在科学的研究工作上，名声大或官位高都无足轻重。他们谆谆告诫，要细听论点，详查证据，而不要在乎对方身份、学历及年龄。在这种藐视权威的教育下，养成了我们一种特别的倾向：比之于早期的观念，对当代的观念与想法更应该以存疑的态度来看待。然而，当时老师并未明确指出这种区分的必要，只是在教学中间接表达出来，因此当时我还无法理解其中的差别。他们会举例说明，李嘉图以及马歇尔这些前辈大师，就算是他们的错误与缺失，也比当代一些无意义或不成熟的论点，更值得我们留心注意。虽然他们没有明说，学生自可据以推论，早期经济学家的成果已受过时间的考验，因此较值得尊重。

    隔年，威纳重返芝加哥，他是一位作风完全不同的学者——博学多闻，教学风格严谨而系统化。威纳建立了芝加哥新古典个体经济学理论扎实训练的传统，也包括对实际问题的应用。经济学三0一课程的学生，对他的崇敬几近于畏惧。我仍然记得，有一次他要某位学生列出决定商品需求弹性的因素，这位同学一开始答得还不错，但不久后就误把供给面的因素列了出来，只见威纳冷冷地说：“某某先生，你不是这一班的学生。”威纳的说词也引发了班上同学的紧张情绪。不过在课堂外，他倒是亲切而乐于帮助学生，而我对他的敬意也与日俱增。

    与益友切磋

    我在芝加哥也碰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同学，当然，与他们交往方式与教授不同。我最好的朋友有弗里德曼以及沃利斯。我很快就发现了弗里德曼的才华：逻辑清楚，视野宽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别人的论点——也能很快地发现别人的缺失。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深刻的影响。

    沃利斯处事干练而有条理，所以我们早就预测他有朝一日会当大学校长。一年后，萨缪尔森这位大四的学生出现在我们研究所的课堂上，很快地我们就领教到他的资质不凡。和这些同学的接触[鲍尔定与卡尔生（SuneCarlson）也在其中]，让我首次有机会和一群心智一流的人物经常交流，也使我终生都珍视这种经验。

    我的博士论文由奈特指导，写的是有关经济思想史的题目。他一直以关怀与宽容对待我这位学生，不过回想起来，其中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由于他作风强势，要求很高，因此长久以来我所阅读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基本上都是透过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