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年度：1979年
演讲日期：1984年9月27日
出生日期：1915年1月23日
学历：
1937年伦敦大学（UniversityofLondon）学士
1940年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8年～1948年伦敦大学讲师
1948年～1958年曼彻斯特大学（UnversityofManchester）杰文斯政治经济学教授（StanleyJevonsProfessorofPoliticalEconomy）
1959年～1963年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ofWestIndies）副校长
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经济学麦迪逊客座教授（JamesMadisonProfessorofPoliticaleconomy）
重要著作
《经济计划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Planning）
《营运成本》（OverheadCost）
《经济成长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
《经济成长面面观》（SomeAspectsofEconomicDevelopment）
《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TheEvolutionof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
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但他在我7岁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他已无从表达意见。那是1932年，我获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我不想行医，也不想当老师，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律师、医生、传教士与教师，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至于家母，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伦敦
在翻阅伦敦大学（UniversityofLondon）的简介时，我深深地被所谓“商学士学位”所吸引，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事法、企业管理、经济学、一门外国语言以及经济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大概整个圣路易斯也没有人知道。不过没关系，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政府行政部门就职。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岁那年，动身前往伦敦，修习商学土的课程。
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修业期间，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翌年，我被聘为助教，为期一年，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过去数年来，我曾为自己的前途举棋不定，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时，我总充满信心地微笑。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
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伦敦的四年期间，我就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在那里，我学到了所有文书处理的技巧——如打字、记录、写信及档案管理等，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助益匪浅。我对于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也给我极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每个月3英镑），可以贴补家用。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着她的努力以及慈爱，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家父去世之际，我们五兄弟都还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一位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手头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永不动摇的勇气，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在校期间，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过女性，但我总认为他们的说法太过荒唐。
跳级就读
我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CambridgeSchoolCertificate）的所有课程（相当于美国的SAT，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至于我有能力在14岁就修完所有课程，是因为在6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曾经担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会跟不上的。”其实，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分量。三个月后复学，我跳了两个年级，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不过，那也是一段充满创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