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那么,非团队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闹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便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真万一的。即便在将来更高科技的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和。之所以非团队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如果用亚当·斯密(A.Smith)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哈耶克的活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味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以“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只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除三障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这些论点用到经济领域来讲,那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是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在这三种分类下,夏先生曾就迄1988年的二十六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评论说,并不全部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甚至就他们的思路来说,有的只可说是顶尖级的诺贝尔工程师,当然这些得主应不至于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
鼓励思想的原创性
我认同夏道平先生的说法,也当然不否认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个与业领域的佼佼者,只是觉得诺贝尔的性质应该是非常特殊的,在经济学层面更宜将奖颁给“思想”上具原创性贡献者,也不一定非得每年都给不可,否则会将此奖的价值往下拉,基至于与其他一般奖项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当可惜了。话虽如此,获颁诺贝尔经济奖者当然在其从事的领域上都有突破性的贡献,至少,会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关于他们为何会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与他们的家庭、天赋资质、成长环境有所关联?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为者亦若是”?由当事人自我剖析应该比较恰当,也较为真实,尤其这些被尊为大师级的人物应不可能过于自我吹捧才是。那么,到哪里去戎这种自述呢?我们知道,这些人日理万机,尤其戴上诺贝尔奖桂冠后,身价暴涨,时间也更紧,连接受聘请发表演说都很困难了,遑论提笔为文写自述这种琐事!由此观之,这本《诺贝尔之路——十三历经济奖得主的故事》就显现真难得的价值了。
因为这本书是十三位得奖者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为题的演讲词结集,每一篇都是当事者亲自现身面对无数听众讲述其心路历程,看罢各文真有如沐春风、亲临其境之感。每位演讲者虽然并非都从小就立志走上经济学之路,反而是偶然加机缘的成分较高,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那一场世界经济大恐慌,不论是让他们的家境陷入困境,或由该事件所造成的灾祸之冲击而急于了解大恐慌的原因,是好几位得奖者攻读经济学的触媒。至于求学过程往往得到良师引导,这些良师主要是启发他们的思考,激发他们内在的潜能,培养他们向权威挑战、寻找新的突破,非填鸭式的教导。虽然,这十三位几乎不同领域,但却都强调知识的累积,以及同行、师生间相互脑力激荡的重要性。经济学专业读者固然会对这些得奖者之重要贡献的来龙去脉兴味盎然,就是外行人虽可能不明其内涵,却仍可获得新知的脉动。说实在的,十三位大学者就同一题目演讲,功力的高低无疑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也提供读者评比的一大乐事。不过,读罢十三篇自述,不知读者们能否就上述夏道平先生所作的三种分类,将这十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归类?哪几应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哪几位是经济工程师?有没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呢?
(本文作者为中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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