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太妙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太使人高兴了！”这就是会议结束时鲍林所说的话。
会议组织者葛拉迪丝·布洛克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也感到满意——她说，“毫无疑问，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维生素Ｃ的地位已有所改变。”——但是，她对国家癌症研究所内部作出的反应感到不快。她曾邀请该所各部主任与会，但这些人“实际上谁也没有露面”，她说。几乎所有重要的医学刊物实际上都对会议的论文采取了拒之门外的态度，只有《美国医学联合会学报》是一例外。这次会议将维生素Ｃ作为防止药物治疗产生毒性的一种替代方式来看待，使一些人颇感兴奋。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围绕着维生素是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这一思路安排的——富含维生素Ｃ的食品有降低癌变危险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他们考虑的是维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而不是大剂量服用的价值。布洛德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审查卡梅隆临床试验的资料，他们得出结论说，使用历史性病例作为对照，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这样，癌症研究所的做法就更有根据了。
这是踏步不前的信号。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召开的这次会议毕竟使人们对维生素Ｃ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国家癌症研究所里，这不再是一个严禁研究的课题，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转向这方面的研究。维生素Ｃ之所以取得了部分合法的地位，其根源在于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它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够清除体内一类危险的分子。这种分子又称为自由基，是体内化学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分子形式的“垃圾”，它们可能在不同层次上对细胞产生破坏的作用。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它们是包括癌症、心脏病和衰老在内的万恶之源。看来，抗氧化剂能减轻这一种威胁，而维生素Ｃ和维生素Ｅ就是出色的抗氧化剂。
1992年初，纽约科学院举行了一次专门的会议，集中讨论大剂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作用。这次会议成了人们对维生素Ｃ的态度也是对鲍林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标志。几轮会议开下来，大家讨论了维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及其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在小组讨论的阶段，有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营养学教授对大家说，“三天来，我听取了大家关于大剂量维生素Ｃ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价值的讲话，但一直没有任何人提到莱纳斯·鲍林的名字。是不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承认莱纳斯·鲍林向来就是正确的？”这位教授后来写信给鲍林说，他的提议当即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响应，会场上爆发出响亮而又热烈的掌声。
那年5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詹姆士·恩斯特洛姆发表了一篇流行病学的论文，表明每天额外服用500毫克维生素Ｃ的人，可以期望比不这样做的人平均多活5年。恩斯特洛姆与鲍林有长期合作的关系。《时代》杂志对维生素这种令人吃惊的特性作了有关的报道，并且在封面上反映了这一点。这篇报道强调了维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医学世界新闻》也向读者报道了一则封面标明的故事：“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中，只要在我们的食谱中加进较大剂量的维生素，就会产生抵御疾病的能力。”接下去又向读者提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新近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该文提出，在作者考察的47次研究中，有34次表明维生素Ｃ具有抗病的作用，它有助于防止或控制各种各样的癌症，其中就包括肺癌、胃癌、结肠癌和直肠癌。
对于鲍林的研究所来说，这些好消息都来得太迟了。1991年，研究所经济上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过，这些人对鲍林还是非常真心的，他们给研究所捐献出自己的退休金，在有些时候甚至不领任何报酬，使研究所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到了1991年年底，即使这样做也无济于事了。研究所欠下了几十万美元的债务。希克斯说，要是在短期内得不到300万美元的经费，研究所就只得关门了。
鲍林现在已经是90岁的人了。当记者们向他问起研究所财务状况的时候，他把话题转到了一件比较令人愉快的事。
他说，维生素有助于防止心脏病。
鲍林几乎一开始就知道，维生素Ｃ与心脏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很早就读到有关研究的资料，得知抗坏血酸有助于降低体内的胆固醇，特别是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他在1981年左右就曾谈过，要在研究所展开对维生素Ｃ与心脏病关系的研究，但是癌症研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一直到1989年，潇洒热情的德国青年医生马修阿斯·拉思拜访了鲍林，他这方面的兴趣又提了起来。拉思曾在几年以前与鲍林见过面，那时他还是一名学生，鲍林在德国进行争取和平的旅行，两个人曾同乘一辆车。拉思受到了鼓舞，投身于鲍林从事的行业。他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决定到美国定居。他拜访了鲍林，告诉鲍林他已经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理论。他相信，维生素Ｃ与脂蛋白（a）有紧密的联系。脂蛋白（a），简写成Lp（a），是血液中胆固醇的载体，也是动脉粥样硬化期间在动脉壁上积聚起来的斑块中的一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