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自己的名誉、精力、声音和文字一而再三地为苏联人献媚和效劳”。
多少年来，《国民评论》说了不知多少比这还要难听的坏话，但是，这一次，鲍林的态度改变了。1962年夏天，他在白宫前示威后几个月，鲍林在和平运动内部受到一些人日益严重的排斥，这些人将他视作激进好斗的人，认为他的禁试热情过于招摇了。这一次，他对巴克利的冷嘲热讽之所以不能容忍，可能是因为他情绪处于非常沮丧的状态，也可能是因为刚好碰到这样的时机：1962年，他的几宗要求赔偿的诉讼进展顺利，他感到，上法庭似乎是杜绝对他的活动进行歪曲报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1962年8月，巴克利收到了鲍林的律师米歇尔·列维·马塔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要是不在报上为“同伙人”一文作出更正和道歉，鲍林将以“恶劣诽谤”的罪名向法院起诉。巴克利将这封信转交给该刊的出版人威廉·拉什。拉什回函称：“鲍林要是认为《国民评论》对他进行了诽谤，那就大错特错了。《国民评论》杂志谁也不认识鲍林，甚至谁也未曾与他谋过面。”拉什还说，他们的杂志乐于更正任何不实之词。几个星期以后，《国民评论》又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社论，标题是“你是否受到了莱纳斯·鲍林的控告？”。文中提到鲍林已经“搬出了他的律师们……看来是要花一点时间同时做两件事，一方面是鼓吹与敌人合作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是要诋毁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这篇社论唯恐人们还不能清楚这家杂志的立场，结尾处又严词批评了那些与鲍林达成庭外解决的报刊，称他们“也许是过于懦怯了，不敢奋起反击一位名声很大的同路人企图威胁舆论自由的猖狂举动。”
阵势已经摆开，双方律师开始了紧张的准备。1963年1月17日，鲍林的起诉得到受理：他要求巴克利、拉什，还有社论作者、〈国民评论〉高级编辑本哈姆，赔偿100万美元，因为他们的恶毒攻击给他的名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公开场合，巴克利装出了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国民评论》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不受任何人骚扰的权利，”这一案件公之于众后，《国民评论》发表的一篇社论这样说。“本刊决不会被一个爱打官司的公众人士所吓倒，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令人清醒的话来说，此人‘多年来已经证明自己随时准备与共产党合作’。”
然而，巴克利在内心深处却惶恐不安。此时，鲍林打官司的成功率还是较高的：他在两个案件中达成了庭外解决，在其他几个案子中也迫使被告收回和更正了有关的言论。鲍林一次也没有输过。《国民评论》是一家小本经营的杂志，如果判下来的赔款数接近于100万美元，那么杂志在竞争中就要被淘汰出局了。单单是涉及到的法律费用就很成问题。
但是，巴克利认真研究了鲍林所写的文字，最后决定与对方奉陪到底。他与拉什和本哈姆碰了面，认为将鲍林称为“同路人”的根据就是鲍林本人的经历，这与“将杜鲁门称为民主党人是一样的道理”。如果鲍林想在这一点上争论，那么他将随同一批善于论争的高手一起接受这一挑战。
律师们花了数月时间就技术问题作了精心的准备。等到鲍林即将在案中宣誓忠诚的时候，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正式宣布了——这对巴克利一方是不利的因素——一直要拖到1964年初从奥斯陆归来后，鲍林才能去纽约当着律师们的面出庭了。于是，法律准备的时间又增加了几个月。1965年，一名法官接受上司指派将双方准备的材料分档和清理，致使双方原本希望得到对方背景材料的打算全都落空了。
这一拖延对《国民评论》倒是有利的。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一起名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的重大诽谤案进行了判决，使美国适用于诽谤的法律依据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为了保护正常的公开辩论，审理沙利文一案的法官们辩称，评判一个人是否受到诽谤的标准，政治家和其他公众人物应与普通公民有区别。比方说，一家报纸将参加竞选的一名侯选人说成是“笨蛋”，就不算是诽谤——对于普通公民，就可以认为是诽谤——当然，如果有证据表明，这样称呼出于“实际的恶意”，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这也得由有关说法的虚假性或故意隐瞒真相的事实来界定。
对沙利文一案所作的判决，使政治家在诽谤诉讼案中取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当然，仍有这样一个问题未解决，就是在选举的范围之外，对文艺界明星、议会外从事游说话动的说客或者像鲍林那样的著名人士，上述裁决原则是否适用呢？
鲍林关于诽谤的诉讼，特别是《国民评论》一案，就其动机和鲍林的形象而言，有助于界定沙利文裁决原则适用的范围。在沙利文案作出判决以后，《国民评论》的律师马上争辩说，根据这一裁决原则就可驳回鲍林的申诉。但是，法官却不能断定，鲍林一定有资格算作为公众人物，因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随后，1965年秋天，巴克利竞选纽约市市长，他认为应当易地审理这一个案子，认为在曼哈顿审理保证不了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