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又过于天真的设想，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是永远无望实现的。他们抵达圣巴巴拉后不久，爱娃就担心丈夫将会发现这个中心“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哈钦斯是一位聪明机智的人，”她写道，“但我认为他考虑问题还相当浮浅，他给人的形象是，只要人聪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到的。”
几个月以后，鲍林开始同意妻子的看法。坐而论道本身没有错，但应当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然而，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一轮又一轮的高谈阔论，除了研讨，还是研讨。“我对研究中心的不满意见是，”他说，“唯有连篇累犊的空谈，不见可以采纳的结论。”
鲍林除了从事政治活动外，还打算继续作一些科研的工作。但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既无用于实验的设施，又无资助科研的先例。鲍林在申请研究资助时，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举例来说，1964年，自然科学基金会迟迟不批鲍林要求资助的申请，理由就是他没有实验室；他属于研究中心，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考虑，根本挂不上钩。自然科学基金会征求奥本海默的意见，他回答说，鲍林人非常聪明，“但建议给予科研的资助，似乎就荒唐可笑了。”
于是，鲍林只能另找出路了。在一段时间里，位于圣巴巴拉的加州大学分校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从前的一位学生弗雷德·沃尔，刚被任命为该校化学系主任。沃尔认为，能招幕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到系里工作，即使是兼职，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沃尔很快就提议让鲍林在系里担任一个辅助性的职务，并且拟写了一份自认为是例行公事式的推荐书，逐级上报校方审批。
沃尔万万没有料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竟然否定了这一提议。沃尔在鲍林面前不无尴尬地说，看来，考虑到鲍林的政治活动，要让他在圣巴巴拉分校谋事，可能会引来很大争议。鲍林马上写信和打电话给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凯尔，请他决断。沃尔记得，凯尔的几位校董——也许，他们对鲍林当年在忠诚宣誓的争议中在总校的作为仍然记忆犹新——声称，除非他们横尸地面，他们才会让鲍林在加州大学某一分校任教。这位总校校长就这样把事情搁下了。
鲍林对沃尔说，从此之后，他绝对不会再踏进加州大学的校园。
圣巴巴拉的情况也不见得有多好。
不过，鲍林虽然成了圣巴巴拉的一位公民，但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1964年，他和爱娃又再次踏上和平的旅程，先后出访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此时，爱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运动人士，她一个人前往荷兰海牙参加妇女和平大会。在机场，她耽搁了很长时间，当地一位官员对她说，“他们不欢迎游行示威者，”因此不让她入境。无奈之中，她只得打电话给留在美国的鲍林，鲍林又接通了在华盛顿的荷兰使馆的电话，对方弄清了情况，爱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里，两个人都忙得很，有许多事情要干。鲍林花了很多时间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称之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持。这是一项目标非常广泛的建议，旨在改变美国社会，使之适应于在武器、自动化和人权等方面新近取得的进展。这一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保证所有美国人都享有不低于某一下限的工资，对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进行大规模投资，等等。这个建议公之于世后，有些人攻击它是“左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好走极端的经济理论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则根本就未将其当回事。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败的又一例证。
在业余时间里，鲍林夫妇曾经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没有成功；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和研究与肯尼迪暗杀事件有关的资料。根据有关证据，鲍林确信，这次谋杀是由一帮得克萨斯实业界人士、右翼分子和亲约翰逊的支持者策划的。此外，他把愈来愈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和谈论一个新问题：越南问题。
“我说不大清楚我们为什么马上要做那么多事情，也许我们总认为自己应当比一般人多做五倍事才对，”爱娃写道。“不过，我也吃不准这种想法对不对。”在这一阶段里，她在信中不断提到，她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鲍林拼命地工作，他们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能不能当选感到悲观。“在此一切都好，”爱娃写道，“就是法西斯分子愈来愈猖狂……这个研究中心也许应当更名为‘美国民主制度失效研究中心’。”
1964年总统竞选期间，总算显现出唯一的闪光点。这倒不是因为约翰逊赢了——“有人说，约翰逊当了总统，但赢得选举的是戈德华特，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爱娃写道——而是因为鲍林得到了两千五百张要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选票。
接下来是不很愉快的两年。鲍林为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花去的时间越来越少，个人出外访问和工作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了。他们两人关注的焦点已从禁试问题转向越南战争。鲍林谴责这场战争不但违反宪法——他的论点是，约翰逊未经国会宣布就进行了战争——而且是没有必要的。1965年2月，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