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的人试图出面调停这件事，看看能不能留住鲍林——甚至鲍林也一度希望杜布里奇亲自出面劝他留下来——但是，杜布里奇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正想一劳永逸地拔去这一根刺，而且似乎不愿再把此事拖延下去了。
除了鲍林的家人和校方少数人之外，鲍林的记者招待会使学校里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化学系大多数人，包括与他在一起干了四十年的人在内，都是从报纸上得知他要离开学校的消息的。接着，化学系迅速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会上，鲍林请在他的研究项目中工作的人放心，他们一定会得到照顾，他已经作好安排，让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工作，一直到他的研究经费用完为止。
随后，突然间，他的人就不见了。
学校里多数员工都感到愕然。杜布里奇却不动声色，一切照常在运转，似乎鲍林从来就没有在学校里工作过一样。他除了简单地敷衍几句，代表学校对鲍林的声明表示遗憾外，没有作出任何别的反应。几个星期以后，德尔布吕克和他在生物系的几位同事——这些科学家清楚鲍林的最新研究所具的价值，并且支持他反对核试验而进行的活动——设法诱使鲍林回来参加一次小型的聚会，庆祝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聚会是在科克霍夫实验室和教会实验室间的平台上进行的，与鲍林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时举行的盛大庆祝会相比，确实有相形见细之感。许多生物学家到场了；相当多的化学家却没有露面。与会者都装出了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但整个下午都笼罩在黯然神伤和若有所失的气氛中。对鲍林是如此，对加州理工学院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鲍林从加州理工学院离职后几个星期，一直忙着搬家前往圣巴巴拉的事。他还告诉美国化学学会，他要退出该组织。
尽管媒体作出了消极的反应——也许正出于这一原因——鲍林现在更加有名了，他能够在化学领域之外找到谋生的岗位。合众社投票将他评为1963年科学界的头号新闻人物，和平运动人士则鼓励他竞选总统的职位，至少是参加参议员的竞选。
鲍林仍能确保自己是一位媒体关注的人物。4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了纪念国家科学院百岁华诞的庆祝大会，鲍林又在会上出风头，公开抨击肯尼迪新近宣布派人登月的计划。他将这一登月计划称作为一项“可鄙的”举动。他说，用于回答一个有关月球的问题所需的金钱，可以用来回答成千上万个有关人体健康的重要问题。《华盛顿邮报》在第一版上引述了他的讲话。鲍林这篇讲话有可能给国家科学院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投上阴影，为此，第二天，大会主席弗雷德里克·西兹感到有必要找一个机会让鲍林与记者分开。他将鲍林拖到一个房间里，向他说明，在这样一个专门用来庆祝科学成就的场合，无论如何要避免对政府作攻击。鲍林同意，为了科学院的利益，他可以不再说话。当他们回到现场时，一位记者问起，“西兹博士有没有训斥您一顿？”鲍林看了他一会，笑了起来，反过来问，“谁敢呢？”
人们可以鼓励他去干什么，但谁也不能指手画脚强迫他。62岁之际，鲍林开始离开他干了40年的行当，向他亲自设计和筹建的实验室告别，辞去了他曾担任过主席的专业学会，从头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就是他对这一切所持的看法。但是，在许多人眼里，鲍林似乎砍倒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未来的十年中，他将过起漂泊不定的日子。
又见奥斯陆
1963年余下的日子里，鲍林夫妇仍然是忙忙碌碌的。爱娃在圣巴巴拉跑遍了大街小巷，终于在环境幽静的蒙特希多地区热泉路上找到了适合他们居住的一幢小屋。房前是一个漂亮的花园。于是，他们开始制订搬家的计划，两个人决定，他们在帕萨迪纳的房子将不拿到市场上出售，而让琳达和卡姆搬过去居住。爱娃和鲍林还与一位建筑师谈过，他们希望在鹿寓牧场造一幢新房子。此外，他们又忙着准备在12月份出访挪威，去参加诺贝尔奖授奖仪式。
11月下半月，鲍林和全国人民一样，得知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几天之内，一切事情都停了下来。在国际政策上，尽管鲍林与肯尼迪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仍然赞赏这位年轻总统办事果断的作风，赞赏他邀请自己到白宫作客的宽阔胸襟，赞赏他明知有意见分歧而仍对他以礼相待的潇洒气度。“我喜欢肯尼迪，”鲍林后来说道，“尽管我与他曾经吵过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次讲话谈到世界和平的事业，鲍林总要主动赞扬肯尼迪在签订禁试条约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鲍林一行抵达奥斯陆时，肯尼迪暗杀事件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鲍林一家从飞机上走下，一群记者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员上前迎接，唯独不见美国官方的代表。美国使馆借故说，他们正处在悼念总统的悲哀中。然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诺贝尔奖得主的祖国不派代表去迎接他们得奖的公民来挪威领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此，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加纳·贾恩感到很恼火，然而鲍林却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是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作出的冷战姿态，他已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