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方式。”一直到后来，他们才比较清楚，施韦策的医疗态度是怎样在非洲文化背景下形成并与之适应的。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感到很失望。这位白人奇才并不是圣贤，看上去倒更像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他自命不凡，只是向少数几个欧洲员工喋喋不休地谈论一些晦涩难懂的宗教课题。如果说，鲍林想要找到一位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父亲式人物的话，那么施韦策显然不够格。
他和爱娃又从非洲直接赴广岛，去参加第五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会上，鲍林作了主题发言，题目是：“我们的选择：在原子弹下死亡，还是要世界法律”。鲍林利用自己在世界上不断提高的威望，倡议发表一篇简短的声明，概括介绍大会关心的问题，以易于公众的了解。
但是，他这种牌号的科学和平主义并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响应。广岛呼吁书第一稿是由鲍林起草的，在大会上宣读时，听众中的左翼分子大喊大叫地起哄，认为它口气太软了。接着就发生了长时间七嘴八舌的争论。有些人要求在文件中加进一些更加尖锐的词句，也有一些人赞成鲍林这种以理服人的做法。在大会进行过程中，英国核裁军运动的激进派代表曾一度走出会场以表示不满。鲍林根本未料到会出现这么闹闹吵吵的场面，不过，他还是帮助找到了一种折衷的做法，这反映在最后拟定的呼吁书中——其中包括：点名谴责美日安全条约，反对日本装置核弹头，等等——呼书得到一致的通过。‘哦们都非常满意这次会议的结果，”鲍林在随后写给罗素的信中这样说。
正如杜布里奇所说的那样，鲍林几乎完全忘了科学研究的事。在这之前的两年里，他所作的唯一重要的新研究就是回答有关放射性尘埃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两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论述了碳14和锶90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另一篇不寻常的文章介绍了长寿与肥胖之间的关系——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击特勒关于放射性尘埃与身体超重一盎司的危害性相同的结论。其余的文章全是以前工作的小结、书评，还有为左派刊物撰写的大量科普性文字，主要是说明核试验的危害性。
随着华盛顿当局态度的改变，主流报刊终于开始刊登赞成禁试的文章了。8月下半月，《星期六晚邮》发表了一篇专门的报道，它由两部分组成，标题为“放射性尘埃：无形的杀手”。这是第一次由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正式肯定鲍林和其他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所持的主张，尽管此文仍然认为鲍林的数字大悲观，并且引述了一些评论家的话称，鲍林对危害的估计比有关的证据来得高。不过，一系列报道得到了共同的结论：放射性尘埃具有危险性，应当停止核试验。鲍林本人至少也能把自己源源不断地向通俗报刊编辑寄去的信件，还有一些较长的文章，见诸于文字，发表在具有自由思想的报刊上。
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希望把禁试运动持续进行下去。1959年秋天，他和爱娃先后访问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到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他向和平团体发表了数十次演说。此时，除了他的讲话外，人们也可以经常听到爱娃的声音了。她开始单独发表自己的演说，起先是因为鲍林演说的日程实在排不过来，只好由她去代劳，后来她本人也收到日益增多的邀请，主要是一些妇女团体要她去讲话。例如，其中就有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这是亚当斯①在1915年创办的一个和平主义组织。到了1959年，爱娃演说的次数几乎与她丈夫演说的次数不相上下了，单单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期间，她就发表了三十多次讲话。她非常高兴地看到，自己已经成为少数几位公开论述政治问题的妇女之一，而且她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①亚当斯（JaneAddams，1860—1935），美国女社会改良家，和平主义者，曾参与制定第一个青少年法庭法和妇女8小时工作制等，1915年担任海牙国际妇女大会主席，与另一位美国人同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
两个人的日程有时候是由一些作为发起者的团体负责安排的，其中有一个团体名为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该会曾为两个人的一系列讲话巧妙地制定了一揽子计划。但是，有时却非常紧张，有好几次，两人发现彼此的日程有冲突，爱娃要到一个地方去讲演，而鲍林却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赶场子。两个人有时就只能在汽车旅馆里、火车上或者赴约途中的汽车后座上见见面。有一次，他们飞到了纽约，鲍林在卡内基大厅举行的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的大型集会上，作了主题性发言。他们又驱车前往好莱坞，出席电影《海滩上》的全明星首映式，接下来又到格罗曼的中国戏院参加一次在强烈的弧光灯下召开的午夜记者招待会。会上，鲍林和英国小说家赫胥黎①及另外十位被媒介称为“杰出思想家”的人在一起，讨论了有关裁军的问题。
①赫肯黎（AldousHuxley，1894—1963），美籍英国作家，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之孙，写有诗歌、小说、剧本、文艺评论等。所写小说被称为“概念小说”，代表作有《勇敢的新世界》、《针锋相对》等，1937年移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