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可以试一试。已经没有太多的其他事情可做了，至于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媒体来说，总是值得欢迎的。鲍林和威林在匆忙之中拟好了一份书面的声明。
听证会重新开始，鲍林戴上他的半边眼镜，开始向小组委员会宣读声明：“请愿书的散发是我国民主进程的重要内容，如果废除或阻挠这一做法，那就无异于向警察国家迈进一步。无论小组委员会可能就有关人员的名单将起怎样的作用向我们作出怎样的保证，我确信有人会利用它来报复这些热情奔放、理想远大、精神高尚的和平人士。”他的声音被爱娃组织来的听众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索怀恩提醒鲍林说，拒绝回答可能导致蔑视国会的指控。有一位参议员还针锋相对地问他是否知道维拉德·厄普赫斯的案子。厄普赫斯是一位大学教授，曾因拒绝回答类似的一个问题，而被判了一年徒刑，此时正在狱中。鲍林知道这位参议员想要对他说些什么，然而，他不予理会，照常回答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断然拒绝了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肯供出帮助他散发请愿书的人。
托德告诉鲍林，他必须在8月9日以前交出这份名单，随后，听证会就结束了。
鲍林在听证室中，自始至终显得彬彬有礼，通情达理，但在听证会结束走到大厅过道上时，他当着记者的面大发雷霆。他的请愿行动“没有受到共产党的启发”，他对记者说，“是我启发了他们”。他攻击托德和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说他们企图扼杀言论自由和向政府请愿的自由。“你们是否认为有人对我指手画脚——威胁我呢？是我自己拿的主意！如果我想要碰碰机会，我就会义无反顾。”
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鲍林的讲话，同时还配发了数量惊人的一大批社论，对鲍林表示支持。到1960年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隶属于国会的一些调查委员会多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肆意践踏证人的权利，将调查变成了一幕幕公开上演的闹剧。这些委员会的顾问可以毫无顾忌地凭一纸传票，传讯他们想要调查的人，诋毁被调查人的名誉，将他们投入公共的论争，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种种声明。被传讯听证的人被迫出庭，被迫回答一个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麦卡锡滥用权力，曾经引起公众反感；现在，鲍林敢于违抗托德的行动，促使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必须约束和规范这些调查委员会的行为。几乎每一家全国性大报都在社论专版上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作了愤怒的谴责。《檀香山广告报》称：“既然美国的官方政策都要停止核试验……这样的调查就实属多余了。”托德的故乡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时报》说：“鲍林博士是听凭良心办事的，参议院干涉就毫无道理了。”得克萨斯《奥斯丁美国人报》说：“当我读到鲍林博士不愿向这个专横拔扈的委员会低头时，我的血液沸腾了，我为他感到莫大的骄傲。”《华盛顿邮报》称：“敢于向权势挑战，正义才能伸张，鲍林教授就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甚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时代》周刊对鲍林的态度也有所软化，对托德把这样“一种怪人”招示公众的决策感到不解，说什么“天真地向左派献媚使此人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只有少数几家报纸，大多位于美国南方腹地的几个州，才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表示支持。
眼看可能遭到彻底失败，托德开始泡制一系列长篇文章，反驳攻击他的报纸，历数鲍林与共产党有暧昧关系的种种活动，要人们相信他要求知道有关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着文、论争和干劲方面，根本就不是鲍林的对手。6月21日夜里，就在他参加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后几个小时，鲍林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和平人士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号召听众写一封公开信给托德，“就说你们都不希望我因为蔑视他而进监狱，”此时，他的讲话激起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的电视观众陈述了他受到政治骚扰的详细经过。他又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专门介绍自己的案子。声援从四面人方涌来，许多素昧平生的人纷纷寄来捐款，帮助他偿付法律诉讼的费用。
威林经过努力，将听证会推迟到10月，以至鲍林和爱娃可以继续到各地发表演说。小组委员会发出的威胁似乎使他们更加精神抖擞了。7月9日，他俩一起在洛杉矶领导了一次群众性“要求裁军的步行”活动，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参加——这是大多数洛杉矶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议游行。随后，他们又赴欧洲作短暂访问。两个人横穿欧洲大陆，多次向许多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后来，他们又在日内瓦停留，先后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大使就禁试谈判问题举行私人会谈。托德的行动不但没有消除鲍林的影响，反而促使鲍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更为重要了。鲍林的日内瓦之行特别令人鼓舞。鲍林注意到，大使们一个个都向他保证，他们已接近于达成协议，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决心继续进行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
8月，鲍林回国。他与托德展开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他向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