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到伦敦大学无机化学专业继续进修。
琳达的问题甚至更麻烦。她1951年开始在里德学院上学，不久，她就从一个娇小姐变成了一名自由自在的大学生。这个学校是位于波特兰的一所规模不大的文科大学。琳达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了新的看法。“我发现自己的确难以理解这些年轻人，”鲍林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琳达在里德学院毕业以后，动身去英国探望彼得。父母原以为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不料她却留在彼得那里不走了。她从彼得的朋友那里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一群年轻而又爱好聚会的美国籍学生和博士后研究者，其中也夹杂着少数很有意思的英国青年。开始时，鲍林每月寄给琳达100美元作为生活费，后来看到她无意回家，就直接寄去了一张飞机票，命令她马上回国。她却把这张飞机票退掉了，兑成了现钞；继续留在那里，并且还在一对夫妇家找到了一份活。男主人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他的妻子叫奥迪尔。琳达在他们家帮助熨烫克里克的衬衣，并负责照顾他们的几个小孩。这家所住寓所的名字叫“金色螺旋屋”。每当夜幕降临后，琳达这位来自异乡的美国姑娘，柳腰细身，一头金发，成了剑桥社交场合众人注目的中心。她年轻美丽，独自一人在欧洲闯荡，周围男友云集，其中至少有一位可以称得上是她的未婚夫。她曾经匆匆忙忙赶赴英格兰，与一位动物学教授会面，与他和另一位朋友在爱丁堡的一所尖顶小屋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后来，1956年春天，她终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安顿下来了，不时地听一些艺术类课程，有时则泡在咖啡厅和博物馆自娱。
1956年6月，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与父母见面的琳达，终于在罗马与父母会合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爱娃在琳达来到的那一天日记上写道。作为父母，他们对女儿近年来的作为很不高兴，但又不想让过去的事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琳达注意到鲍林收到了意大利共和国的通知，邀请他参加纪念阿佛加德罗的隆重典礼。她陪同父母在意大利各地游览观光了一个月。他们下榻于第一流宾馆，在最高级的餐厅里用餐。然而，当他们开口要女儿一道回到帕萨迪纳的时候，琳达一口回绝了他们。她在意大利又停留了一个月光景，然后，钞票逐渐用光，再加上患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她不得不踏上了归国之路。
琳达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逐渐康复。鲍林夫妇尝试了新的办法来对待女儿。从琳达回家的那一天起，他们故意让她经常与鲍林的一个研究生长时间待在一块。这是一位聪明俊俏的青年，专业是地质学，名叫巴克莱·卡姆。一直到1957年夏天，琳达才真正安下心来：她住在家中，白天在加州理工学院科里手下干活挣钱，有时候也为卡姆做晚饭。鲍林高兴地注意到，卡姆“往往在我们家不想离去”。两人有意作媒，事情也就成功了。1957年的一个阳光艳丽的日子，鲍林手挽着琳达，当着两百多位来宾，缓缓穿过他家梅德尔寓所面前的草坪，将她领到卡姆跟前——此时，卡姆已是地质系助理教授——就这样，卡姆和琳达结了婚。
请愿的权利
1957年的一年里，由于政治活动和广为人知的精神病研究，鲍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了。在他的办公桌上，邀请书堆积如山。都是要他去作报告，谈论化学、医学和核武器等方面的问题。邀请单位有中学、妇女组织、医院、大学、学术机构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纽约市教师联合会给他发奖，表彰他为教育界争取自由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斯威尔·派克纪念会聘请他担任该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医疗化学家协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的称号；国家科学基金会为理科教师拍摄了关于化学键的彩色科教系列片，请他担任特邀的佳宾。与此同时，他开始修订《化学键的本质》一书，另外还要安排在夏天再访欧洲。
鲍林一如继往，主张禁止核武器试验，并一再重申放射性尘埃会给人体带来危险，这与罗素和另外一些人的努力是不谋而合的。这些活动似乎正在发生一定的影响。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一位放射性专家去世界各地游说，呼吁禁止这一类核试验。4月，英国工党警觉到锶90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因此开始在禁试方面采取一系列行动。尼赫鲁向世界正式呼吁，支持禁试活动。德高望重过着独居生活的内科医生施韦策①，一生都在非洲中部为百姓治病，也在电台里向全世界发出呼吁——鲍林将其称为“一份伟大的文件”——要求公众行动起来禁止核试验。世界基督教联合会、西德联邦议会和罗马教皇都齐声要求停止核试验。
①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187l—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管风琴家、赤道非洲传教医师，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着有《文化哲学》、《使徒保罗的奥秘》等。
他们的呼声得到了英国原子科学家协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的支持。根据这份报告的估计，每次试验百万吨级的核弹，就会有一千人死于由此引起的各种疾病。鲍林又将这一证据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