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威力。从理论上讲——这也是使鲍林那样的科学家感到惊恐不安的原因之——只要简单地利用价格便宜且很容易得到的一点铀，就可以造出这样一种威力无比的核弹来。
用这种办法得到了后人所称的“铀弹”，其威力之大令人咋舌，其肮脏程度难以想象。铀弹的研制激起了新的一轮世界范围内激烈反对核武器的浪潮。
1955年7月，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平主义者罗素，有感于比基尼岛试验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拍案而起，公开发表了一份由他本人、爱因斯坦和另外八位著名科学家签署的反对核战争的声明——这也是爱因斯坦临终前签署的最后一份公开文件。当罗素来函征求鲍林的帮助时，鲍林正好有事在外，几天之后，他就致电表示赞成这一声明，因此，他成了这份声明的第十一位签署人。后人将这份声明称为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
“人们担心，要是有许多氢弹投入使用，那就会带来普遍的死亡——突然死亡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将在疾病和衰弱中承受缓慢的折磨，”这份宣言这样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那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涌现。然而，我们会不会选择死亡，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忘记彼此之间的争吵？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向全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记其余的一切。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进入新的乐园的道路将畅通无阻；要是你们做不到，那么你们面临的将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宣言的用词使人想起了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早期岁月。那时，科学家面对的也是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一样的动机，一样的紧迫感，一样的感受。只有科学家将事实真相告诉公众，人们对核武器的厌恶才会带来有序的新世界。爱因斯坦的逝世，在献身于和平事业的科学家的精神领导这一问题上造成了一种真空。罗素只能在英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美国，就要由鲍林来举起这面旗帜了。
已经到了1956年，根据鲍林自己的估算，他用了一半的时间阅读和谈论有关核弹和放射性尘埃的资料。他专心致志地查阅政府的报告、有关核战争的书籍、关于遗传机理的科研文献以及人们对核武器试验的见闻等等，夜以继日地寻找着有关的真理。
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为了消除公众的担心，声称大家每天都处在自然界放射性的包围中，因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中，就有自然状态下的放射性同位素。他们说，在这种“基底辐射”的基础上，由于核试验而增大百分之一的放射量，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无论怎样说，低剂量辐射与人类疾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此时并没有任何过硬的资料。6月，原子能委员会总干事刘易斯·斯特劳斯在一次内科医生的会议上保证，到那时为止，所有核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尘埃总量，使每一个具体的人受到的额外辐射量，并不比一次Ｘ光胸透更大。他说，有人声称，核试验污染了大气，将来怪胎会增多，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鲍林认识到，原子能委员会对有关资料的解释是片面的，因为它将重点放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总体的人群上。低剂量辐射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影响不大——如果不对人口总体作测算，这种影响确实是微乎其微的。鲍林说，如果认为全世界每年发生的总共150万例胎儿畸形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基底辐射造成的——作为遗传学证据，这是一个重要然而又是可以质疑的假设——那么，因核武器试验使其基底辐射增大1％，就会造成每年多生出来15000名畸形胎儿。个人承受的危险较小，但总体上累积起来就是15000名畸形婴儿，这一数字是触目惊心的。鲍林和另外一些人开始使用的就是这一类数字。
尽管原子能委员会不肯提供确切的资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只好埋头于分析放射性尘埃的情况。这方面得到的信息越多，公众就越感到放不下心来。铀弹爆炸以后，其外层物质生成了各种各样奇特的放射性产物，其中一种则很快引起了美国公众的警觉：锶90。这是一种生存期很长的同位素，在原子试验以前，地球上从未看到过。锶90很像钙，因而就特别危险。研究人员很快就能表明，雨水穿过放射性尘埃落到地面，锶90就会被青草吸收，牛吃了这种草，就会通过牛奶传给人体，沉积在人体骨骼中，特别是正在发育的儿童骨骼中。锡叨一旦进入骨骼，就发生衰变，从而使周围组织受到辐射。在1956年这一年中，鲍林和另外一些科学家为千百万户家庭形象鲜明地描绘了儿童牛奶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景，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试验一枚核弹，不再是本国的事情；它的影响会随风飘散到整个世界的四面八方。
鲍林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其范围已不只限于发表一些反对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他参加了科学社会责任学会。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和平主义左翼团体。另外，他又重新活跃在人权领域，曾经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国会宣布1950年国内安全法违背了美国宪法；他还积极发起成立美国人自由公民委员会。1955年11月，他被召前往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