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充其量只能排到第四位。为了取得父亲的欢心，她曾在预科学校里努力培养自己对科学的爱好；18岁那年暑假，她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打工，用Ｘ射线测试合金；她还对家里人说，她希望进大学化学系深造。很好，鲍林说。琳达看到爱娃·海伦经常有机会与鲍林一道出外旅行，还看到父亲希望母亲同意或征求母亲意见时那一副神态，她甚至滋生出嫉妒之心了。琳达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天下午，她跳着华尔兹舞步盘旋着进入鲍林的书斋，向父亲展示自认为特别漂亮的一套服装。鲍林用眼角很快地瞟了她一眼，说，“你清楚，这套衣棠要是穿在你妈妈身上，那该多美呀，”说完话，他又转过身去继续进行他的计算了。
但是，琳达如今开始从父亲的学生们那里受到了热情洋溢的关注，为此她打心眼里感到很高兴。当鲍林和爱娃不在家里的时候，彼得和琳达就会与游泳池畔的同伴们开起正式的联欢会，有些时候规模比较小，有时候则会出现喧闹欢乐的场面。
即使鲍林也在场，这些年轻的客人，有些是他的学生，有些是博士后研究者，对这类聚会的爱好，几乎是不受影响的。他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少数几个有权进入这家私人寓所的莘莘学子。当然，在游泳池畔自然另有一番乐处，并且还可以找到机会，与鲍林一起在他的八角形书斋中谈论科学研究。有时，鲍林在理论研究之余，需要舒展一下身子，他就会徒步穿过草地，拣一块地方坐下，脸上浮起他那种商标式的微笑，开始与这帮年轻人神聊，讨论科学、政治和他们的前程。游泳池畔的短暂谈话也许就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麦特·梅塞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1952年的一个夏天，他上山游泳。他是彼得的朋友，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以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后来在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度过一年时间，现在考虑转学到芝加哥大学。这一天，鲍林身着西装领带，走进炎热的院子，俯身爬在游泳池边，一面用手拨水，一面直视这位青年，问道：“喂，麦特，下一学年你有什么打算？”梅塞尔逊说他要到芝加哥去。“但是，麦特，”鲍林说道，“这可是言不由衷吧。为什么不到理工学院来做我的研究生呢？”在游泳池边，这位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目光凝视着他，实在可敬可亲。梅塞尔逊仰头看着鲍林，说：“好，我非常愿意。”就这样，他在鲍林的指导下结束了学业，后来又到哈佛大学继续研究分子生物学，获得了出类拔萃的成就。就像这样，一位伟人露脸不大一会儿功夫，迸发出星星点点智慧的火花，随后，他又钻进自己的住所，留下这群年轻人继续嘻笑和玩耍。这是用南加州游泳池聚会形式包装起来的活动：一群年轻人，豪情满怀，才华横溢，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古论今，海阔天空，谈论科学，无拘无束，言辞是那么慷慨激烈，场景是那么令人激动，实在让人难以想象。有人回忆说，鲍林的住所经常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
鲍林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一位教授。大多数人将他视为精神领袖，他在山中修行思考，接受神的启示，然后再将神授真理传达给芸芸大众。他给一年级新生讲课，已经开始带上了一种传奇的色彩。他会不时地穿插一些使人惊诧不已的花样——他可以用一支5英寸长的计算尺算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同时要求一些心存疑虑的一年级学生用手摇计算机验证他得到的结果（他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对于这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化学大师，学生们似乎从心底里开始喜欢从他头脑里不断流淌出来的睿智才思。听鲍林讲课，“就像身处一场优美的音乐会一样，”一位听众回忆时说道。
这些学生开始将鲍林视为自己的楷模。要成为另一个鲍林，一大秘诀在于能识别人们所说的“鲍林点”，“就是指事情已经到达可以求得正确答案的某种火候——此时，若再向前走出一步，或更深入一步，那么情况反而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答案也变得更难捉摸，”马丁·卡普拉斯作了这样的解释。卡普拉斯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当时也是坐在鲍林家游泳池边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鲍林点的实质就是审时度势地寻求正确的答案。”这一重要的技巧只有高明的大师才能真正掌握，这是一种胸怀全局的能力，在关键的时刻不在琐碎的小事面前唉声叹气，攻克一个难题时，未必一定要将每一个死角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潇洒而又不失时机地研究科学的方法。大多数人发现，这几乎是无法可以模仿的事。
对待学生和博士后研究者，鲍林从来都不会采取护着他们走路的方法。他不主张为他们规定好每一步，甚至也不会给他们指出具体的方向——“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人要么沉入水底，要么就自己独立地游向彼岸，”有一位学生回忆着说——不过，随着鲍林的名声日渐增大，他和学生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也渐渐染上了佛学大师传统布道的色彩。亚历山大·里奇新近取得了硕士的学位，他到鲍林的实验室里工作，希望尝试着做一点科学研究，但迟迟定不下具体的项目：他起先是作镰状细胞的研究，后来又一下子跳到碳键连接这一个理论课题上。怎么也激发不了他的想象力。他心里很焦急，吃不准到底做什么事为好。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