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晚间讨论会,或是钻进书房继续计算,一直到深夜。周末和大多数节假日也不例外。他经常外出开会或举行讲座,大多数时候独来独往。他出门多数时间喜欢坐火车,因为这可以让他一个人不受打扰地进行更多的研究。
爱娃觉得自己有义务让丈夫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包括洗衣做饭,不让孩子们去打扰他,精心安排起居,好让他有充裕的时间。这既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日常安排,更是一个聪明女人的明智抉择。爱娃后来说:“一个称职的科学家必须无时无刻地进行着思考。他通常不希望自己的思路被打断。作为科学家的妻子确实需要老实本分一些。她们不应该抱有什么奢望。你瞧,她们不用上剧院;她们不用上馆子。……她们得有自己寻找乐趣的本领,并深入地想一想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她的话中有一些怨气,对成天见不到丈夫的不满,对两人平行疏远的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生活在鲍林的影子中的不满。爱娃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比鲍林差;她的自尊心也很强,她同样可望获得承认。她爱自己的孩子们;她的丈夫回忆说,她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厨师”,并且尽量享受着家庭中有限的天伦之乐。
但是她发现,单纯的家庭生活满足不了自己的需要。她不想“老实本分”。爱娃闲不住,对许多大问题感兴趣;她广泛地进行阅读,并思考着国内外大事。30年代,她小时候受到的自由激进思想开始复苏,她重新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发生了兴趣。
他们刚刚结婚时,爱娃不同丈夫讨论政治,因为鲍林子承父志,相信共和党的政治主张。在他最初两次总统选举投票中,鲍林投了赫伯特·胡佛的票。但是随着大萧条的持续,爱娃越来越信奉新政,并公开发表言论支持罗斯福和其政府帮助穷人的计划。
她已经不能有效地和鲍林谈论科学问题了,但是可以谈论政治。不久,她的言论引起了鲍林的重视。鲍林说:“我开始倾听她关于贫富差距、关于资本家和工人的言论。民主党离我心目中的正义的距离似乎比共和党要近一些。”在爱娃的敦促下,鲍林改变了对党派和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当他开始认真进行思考时,他开始用爱娃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似乎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破产。加利福尼亚到处是失业游民和政治抗议,鲍林开始倾听人们的抱怨。1934年,在爱娃的强烈影响下,鲍林投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票,选阿普顿·辛克莱当加利福尼亚州长。从那以后,鲍林成了一个坚定支持罗斯福民主党的人。
创建天堂的实验室
鲍林新的政治观点与加州理工学院的气氛是格格不入的。多数科学家认为,政治是一个充满污秽、臆断和偏见的雷区,任何一个追求客观的科学家都应该退避三舍。然而,学院的结构本身就含有一些政治的因素,这一点在校长密立根身上尤为突出。他认为,新政是左翼的家长制,会破坏国家的自立,而大萧条不过是社会机器暂时的卡壳,主要的影响是,科学家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他对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没有丝毫的怜悯。他说:“把失业叫做休假,你就马上会有不同的认识。”
加州理工学院塑造了鲍林的职业生涯,而密立根对学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密立根的父亲是衣阿华州基督教公理会的一名牧师,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实验科学家和能干的管理人员。他领导加州理工学院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亲手把它从一个充满生机的小学校变成了全国主要的一个学术中心。在外人看来,密立根就是加州理工学院——有人称之为“密立根的学校”。他的成就还不止于此。在他192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在一段时间里,他代表了美国公众头脑中的科学家形象。他下巴方正,满头银发,看上去像一个“博学睿智和德高望重的银行家”。就像《时代周刊》在1927年一篇封面文章中所称的那样,他生来就具有商家特有的那种口若悬河的本领,又有中产阶级技术官僚的灵魂。密立根谈论科学的时候更像在传教,在广播电台,在“扶轮国际”分会的午餐会上,在大众杂志上,在花卉协会的聚会上,他都是这样。他是公开承认自己信奉上帝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科学家之一。他骄傲地指出,科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以说服别人出资捐钱为乐。他代表了新生的科学家出身的官僚,他们将在20世纪中叶在学术界和政界崭露头角。他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刺激并加速科学成果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应用。”
他的这一主张在南加利福尼亚的银行界、商业界、工业界和专业人员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海耳正是在这些富裕的捐款人的支持下首创了加州理工学院,而密立根不仅确保了这种资助能够延续不断,而且还增加了许多倍。他是筹措资金的大师,他能够投听众所好,利用他们的自尊、贪婪、虚荣,甚至是种族偏见。他说,南加利福尼亚是上帝、物理的聚会之地,天命所是,希望之乡,在地理、气候和人口上都适合成为一个大熔炉,科学进步、商业灵感和基督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