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冒险、敏于直觉、桀骜不驯、富于魅力、不敬权贵、自强不息、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甚至到了有点傲慢的程度——而且，他几乎总是正确的。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他却声名狼藉。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出几个星期，他就受到来自政府机构的强大压力。他只得停止政治活动，随后很不愉快地离开了他40年来科学活动的基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到了大多数人考虑退休的年龄时，鲍林却失去了从事学术活动的场所，成了学术界的一个流浪汉，在不同的学校之间漂泊谋生，直到最后创立了自己的研究所，专门研究营养学和医学。到了70年代早期，由于大力宣传大剂量维生素Ｃ的作用，他再次成为公众注目的人物。他宣称，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有助于减轻各种病症，从普通的伤风感冒到癌症。他的这一论断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愤怒指责，而他以前的同事们不无担心地注视着鲍林把自己的精力和金钱投入这种廉价营养辅助药品的研制工作。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场荒唐无谓的征战。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鲍林在科学界的形象从科技精英变成了一个行为孤僻的怪人。
然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新的证据的出现，人们对维生素Ｃ的作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尽管仍不十分清晰，却对鲍林几十年来宣传的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日益有力的支持。
传记说到底是一种诠释。在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力图以一种不偏不倚和“纯客观”的方式把它写出来。但我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有关材料实在庞杂，鲍林的生活历程是那样的悠长和丰富，不经很多浓缩和筛选，一册传记的篇幅是无法容纳的，而每一次的选材都直接依赖于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其次，关于鲍林，存在着尖锐对立的意见，鲍林本人的生活经历也充满着矛盾和难解之谜——他是一个天才，而他母亲却曾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穿甲弹的专利拥有者；他是一个忠诚的人道主义者，但对自己的子女却到了几乎漠不关心的地步——这些也使你在写作时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科学家，过去经常宣扬科学研究是不受个人品格和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的创造性活动。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鲍林的经历说明，在科学的发现和发展过程中，基金组织、公共关系、政治环境和个人品格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大背景下考察鲍林的科学活动，也依赖于作者自身的深入思考和理解力。
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是鲍林的一个热情崇拜者，我至今不改初衷——尽管这种崇拜已更趋向理性。鲍林是一个魅力出众、性格外向的人，一个知识奇才和出色的演说家，对任何人都赤诚相见。平等相待（除非事实表明你无法被他信任）。然而在他外露魅力的后面，隐藏着一颗好强争胜、永不服输的心和抑制着的丰富情感。他是一个远比他的公众形象来得复杂的人物。我力图在本书中忠实地写出他的这种复杂性。
为了写好这部传记，我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对鲍林本人、其家人、同事、对手、学生和批评者所进行的数十次采访的笔记；他的来往信件、手稿、实验报告和科学论着；包括信函、论文、手稿以及鲍林同时代人保存的有关鲍林经历的录音资料等在内的档案材料；政府文件，其中包括最近才由国家档案局公布的议会文件和军方文件；法院案卷和地方志；以及超过300页的前不久还属机密，最近才由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和军方公布的有关材料。除此以外，我还查阅了数以百计的发表于报刊杂志上的有关鲍林、他的妻子、他的科学工作和政治活动的文章，还阅读了当代的科技史和政治史。
本书并不是一本授权写作的传记。鲍林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向我敞开其记忆的大门，公开其各种资料，但并不要求我按照他的想法进行写作。他只要求对明显的史实错误有权进行更正（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在去世前对我原稿开头三分之一的内客进行审读后，几乎没发现什么这类错误）。从我们开始共同工作起，鲍林就一直提供全面的合作。我对他进行了十几次长时间的采访，还经常通过电话进行交谈。他同意我查阅和利用俄勒冈州立大学收藏的大量人事和业务文件，向我公开了保存于莱纳斯·鲍林研究所和他收藏在大苏尔牧场庄园里的所有私人档案。他还鼓励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家属接受我的采访。他还为我申请自由使用情报法规的权利提供了合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人向我提供了帮助。鲍林以及他的两个妹妹波琳和露茜尔，他的女儿琳达，两个儿子克莱林和小莱纳斯等所表现出的合作和坦诚对于本书的完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要特别感谢我采访过或交换过信件的各方面人士。我感谢俄勒冈大学的保罗·恩格尔金，赫尔姆特·普朗特和沃尔夫冈·莱普曼，他们帮助我翻译了许多德文信件。哈丽特·祖克曼慷慨地允许我使用她为了撰写《科技精英》一书对鲍林进行的采访笔记。我还要对向我提供帮助，使我方便地使用《纽约时报书评》和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和技术》杂志有关资料的几十位人士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