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涉水趟过小河，凭着他的咒骂就可使陷入泥泞中的坦克和不知所措的坦克手爬出困境，重新赶上队伍。只要你按要求去干你本职以内应干的工作，而且不一定要干得很出色，那么你就平安无事。但是，你在老头儿面前最好别出丑，他可不喜欢这个。”
巴顿有多种才能，然而外交却不属其列。在他的行为中有时被认为是策略的做法实际上是阿谀行为。当他认为这种阿谀行为能达到他的目的时，他会毫不害臊地去施展。“他是一个拍马大师，”海军中校布彻在比较了解巴顿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一旦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有任何分歧意见，他都能以一种恭敬的态度默许最高司令官的意见。例如，在一次活跃地讨论历史问题时，他对艾克说，谁要是怀疑最高司令官观点的正确性谁就是愚蠢的，尤其是他现在——用巴顿的话来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物’。”
亚历山大这样写道：“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他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人，这位漂亮的汉子，两边胯下都佩着一把桶上镶有珍珠的手枪。他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友好和乐于助人，而不是咄咄逼人。”
布雷德利写道，“在巴顿的那部分不愉快的经历中，他的戏剧性行为使他极为丢脸，他的鲁莽行为惹怒了他的指挥它们。在西西里，巴顿的为人与传奇人物巴顿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巴顿在西西里的两次水陆两栖突击行动给他的英国朋友留下的印象比他的大部分美国同事所得到的印象深刻得多。温斯顿·丘吉尔记述安齐奥之役时用赞美的口气谈到过这件事。“我当然一直是拥护美国人所谓的‘兜圈前冲’，”他写道，“我称其为‘猫爪子’。我从来没有在我们任何一次沙漠进军中，成功地使用过这种易受海上攻击的策略。然而在西西里，当巴顿沿着西西里岛的北部海岸前进时，他两次指挥海上侧翼包围，获得了巨大成果。”
布雷德利写道：“尽管巴顿是一个精明的有手腕的人，但他抓不住战斗员的心理。”依布雷德利看来，巴顿招摇过市，炫耀军威的做法，使士兵反感。“他外出时总是簇拥着一群指挥车，后面跟着一队军服整齐的参谋人员，他自己的汽车非常华丽地装饰着特大号的星章和他指挥部的徽记。这些排场并没有像巴顿想象的那样镇住部队。相反，他们讨厌这些，因为每当车队开过时，总是尘土飞扬，而部队却不得不冒着尘土步履艰难地前进。”
坎特医生在回忆所谓“打耳光事件”时说，“这就是我所能够回忆起来的全部经过。我们大家都钦佩巴顿将军，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
11月24日，艾森豪威尔用电报向华盛顿发出了“关于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小乔治·巴顿中将行为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从有关这一事件的厚厚一叠档案里摘录出来的综合材料，它还包含了一份说明，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第一次给马歇尔将军转呈史汀生部长的报告中看来不够充分的地方作了补充。以下是第一次发表的全文：
在西西里战役期间，巴顿将军是第7集团军从杰拉直捣墨西拿的持续进击中的主要支柱。他绝对不能容忍拖延或任何借口的迟误，结果使该集团军得以迅速前进，这对早日粉碎西西里敌人的抵抗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整个战役中，他对自己和对部下都一样的严苛要求，致使他对个别士兵的要求近乎残酷。
在他两次去医院看望伤病员时，都碰到了没有负伤而被送回后方的病号，他们患有通常所谓的“战斗忧虑症”，具体来说就是精神失常。其中一人正在发烧。这两次他都一时暴躁，申斥了这两个人，其中的一次还动手打了人，并且把那个士兵的钢盔打落在地。
最初正式向我报告这两次事件的是一位军医，随后又有3位著名的记者也报告了此事。在收到这3位记者的报告之前，我采取了以下行动：
首先，我写信给巴顿将军，通知他有人告发了他，并且表示了我对他极为不满。我对他说，如果再发生这类事件，他就会立即被撤职。此外我告诉他，他必须主动向有关人员道歉，如果需要，就采取必要的步骤，在全军面前适当地表示悔过。我还告诉他，在我查明地改正错误之前，我保留作出撤销他集团军司令职务的决定。
其次，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是否会足以破坏巴顿的名誉和影响他在第7集团军的地位，从而迫使我把他撤职？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联合国家来说，就会失去一位无比宝贵的英勇善战的指挥官。或者是否应该采取不太激烈的措施更为适当。我派卢卡斯将军对事件作全面的调查。我还派另一位将级军官去西西里，而我本人也去那里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为的是了解第7集团军里是否存在对巴顿将军的任何不满情绪。
巴顿采取了以下的做法：他亲自找了有关的当事人和事件发生时在场的人，向他们表示了深切的歉意。据我得到的报告说，道歉得到了谅解。此外，他到了整个第7集团军的每一个师，召集所有的军官，对他们表示了他的遗憾，说他竟然犯了可以被认为是不公正和不是美国人所应当犯的过错。然后，这些帅的军官们回去后，又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