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马，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寻找黑兹将军。当时天还没有全黑下来，所以我们就一直循着中队留下的脚印前行。没走多远，我们碰到了第10骑兵队的巡逻队，他们劝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林子里肯定会埋伏许多比利亚分子。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并且在快到午夜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分水岭，我们一直沿着走的一个峡谷，在这里分成了两个峡谷。此时我必须作出决定该往哪边走。在此处放眼望去，透过山谷之间飘浮的层层云雾，我似乎看到了峡谷最东边闪烁着点点星火，因此我决定顺着这条峡谷前进。路上我又遇见了由时任少校的费克特将军指挥的第7骑兵队的一支巡逻队，费克特将军也劝我不要再往前走，因为峡谷里也尽是比利亚分子，而且他也不知道黑兹将军是否进了峡谷，他估计将军根本没来过。然而，我们仍没有停止赶路，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黑兹将军。
虽然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危险，但我在精神上要承受的压力却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我就不—一讲述了。
六、
有一次，当我还在福特·瑞雷当教官的时候，我曾在我们住所给那里二年级的学员举办了一个单身汉的晚会。虽然大家都玩得十分尽兴，但却没有一个人喝得醉孩酿的或者有什么不检点的表现。第二天，有个受了老婆窝囊气的指挥它把我叫去了，跟我说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有位参加我举办晚会的中尉喝醉了且行为不端，他一定要我证实这件事。我告诉他我不能这样做。他说，“你这次任务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束了，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去做的话，我会马上解除你的职务或者取消你所有的佳绩。”我没有办法，只好撒谎了，说我自己喝了个酩酊大醉，根本没注意别人什么样，这之后，这位指挥官就再也没找过我的麻烦。
1918年夏，我指挥的第301坦克旅的一队士兵在进行对毫米火炮的射台演习，一颗炮弹一出烟口就爆炸了，炸伤了两三个士兵。接着又有一发炮弹在炮尾爆炸了，把炮手的脑袋都炸飞了，所以士兵们都不愿再进行演习了，这时，我作为在场的军衔最高的军官，挺身而出亲自操炮演习无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上去连打了3炮都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我的行为使士兵们对这门炮恢复了信心。但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最不愿拉响炮栓的一回。
七、
在默兹——阿尔贡进攻期间，第301坦克旅的马特·莫格利布上尉那个连的坦克官兵们正在挖掘一条通向敌人战壕的战道。突然遭到了敌人从大约300码外的地方射来的火力的直接攻击，大家赶紧都隐蔽起来，战道也不挖了。为了调动士兵的信心，我和英格利希上尉都站在胸墙顶上，这样一来战士们就都出来了又继续挖下去。说来也怪，有好几个士兵都中弹了，但我们俩连个子弹毛也没碰着。我们有5辆坦克从这个战壕开出去，迅速地冲向敌人的机枪扫射区”结果他们的机枪马上就没动静了。我徒步跟在坦克的后面向前冲，穿过了后山坡，那里大约300名步兵已经没了指挥，搞得一团糟。这个山坡当时受到敌人远程机枪和炮火的猛烈射击，这时候有必要让那些步兵跟着坦克一起向前冲，以扩大突破口。于是我命令他们向前冲，但没人搭理我。于是，我只好让他们自己主动报名，算我的传令兵约瑟夫·安吉络，共有6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冲。我们开始向前冲去，结果剩下的人也没再继续后退。在这次战斗中，那6个自告奋勇的人中有4人被打死了，我自己也负了伤。当又有更多的坦克跟进时，余下的步兵也都跟着冲了上来。战斗就这样胜利结束了。我因为有这两项特殊表现而获得了十字功勋章。
八、
在圣米耶尔战斗中负伤以后，我流了不少血并在距德军防线大约有30码远的一个弹坑里躺了一个小时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我军仍不断遭到敌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击，但却没有人员伤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负伤，我觉得自己伤势很重，一定是快不行了。可我却不听医生的劝告，执意要他们把我送到当时由我负责支援的第35师司令部，在那儿我就把我在前线上所看到的一切向他们—一如实作了汇报，然后再让他们把我送回医院。其实我的伤并不太重，但精神上所受的打击绝不亚于身体上的伤痛。这一点同我在前面提到的在深山峡谷中寻找黑兹将军的情况是很相似的。
九、
1942年11月9日上午，我由副官斯蒂勒中尉陪同前往费达拉海滩，到那儿之后我们发现那里的情况非常糟糕。船只进港卸货后却不及时驶离港口，那里硝烟弥漫、炮声阵阵，法国飞行员正在向海滩扫射，尽管他们扫射的命中率很低，但我们的士兵却总得躲起来，这样就影响了卸船的速度，尤其是影响了弹药卸运的速度。而弹药的卸运速度对我们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军在南边不足一千码远的地方正与敌人激战，急需这批弹药。
我留在海滩上并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亲自帮助船只离岸，我认为我对稳定部队情绪及确保最初登陆成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海滩上呆了大约有18个小时，自始自终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人说集团军司令不应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