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到此休庭。”全场愕然，连被告本人也感到意外。转天24日，孙介君典狱长又来向冈村透露情况：“对先生的公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轻判。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
说也奇怪，冈村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军方领导人，一致的意见是赶紧让冈村获得“自由”，反倒是外交等部的文官们顾虑各方面的影响，认为不能那么便宜了冈村宁次，至少先搁置下来再说。有“福州才子”之誉的石美瑜，也认为不判冈村与舆论上说不过去，自己还会为后人唾骂，他想辞去庭长一职，但未获批准。
对冈村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但国民党军界大员的幕后磋商则紧锣密鼓，这里有冈村记载为证：“10月11日，孙典狱长来我监室说：‘最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少将，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并说，此时对先生的宣判以等待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作处理为有利。”
“11月28日，据悉：数日前何应钦部长、秦德纯副部长、曹士7登二厅副厅长、司法行政部长、国防部徐军法局长以及石庭长等举行会议，讨论对我的判决问题。会上，何、曹主张无罪释放，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适宜。因此，议而未决，只好请示蒋总统。”
“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日前，汤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大致同意”。
看来汤恩伯这次直接向蒋介石陈情，对冈村案审理的结局起了关键性作用。蒋虽不主张重判，但对无罪释放他还是多有顾虑，经心腹爱将汤恩伯的一通劝说，终于下定了决心。后来，汤在自己的一篇札记里洋洋得意地回忆说：“民国37年（即1948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冈村对汤恩伯的这段“恩德”，一直念念不忘，“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到日本医治胃溃疡时，病死于东京庆应医院，日本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冈村还不顾年已70岁的老迈之躯，自告奋勇当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6个月后，对冈村案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石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这天上午10点多钟才开庭，检察官和律师进行过简单的问答后，石美瑜宣布休庭，下午4时开庭宣读判决书。
下午4时重新开庭后不久，石美瑜即照本宣科地朗读了一遍
判决书——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国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8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团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这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