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90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8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3万，只留5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依照中央指示，该边区又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精兵简政。
1943年秋季，冈村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又进行了两个月的清剿作战”。这次名为“铁滚扫荡”的作战，是该年度华北日军一系列扫荡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冈村认为对华北平原和盆地的作战他已得逞，下一步就是打击躲至深远山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如果成功，华北的治安也就被彻底“肃正”了。
9月初，冈村宁次在保定精心组织策划，把第36、第69师团和伪军共4万余人分三线布置在东起白晋线、西至霍山的一二百里的正面上，并在西侧的同蒲线、白晋线构成严密的封锁线，妄图“迫使八路军背水作战，不降即亡”，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他还从各地抽调180余名军官前来观战。10月23日，“参观团”在临汾东北50里的韩略村附近遭到由太岳区开赴陕甘宁边区路过此地的八路军129师第386旅的伏击，180多名日军军官，除少数几人侥幸逃脱外，全被击毙，其中有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级联队长6名，其余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参观团”的覆灭对日军打击非同小可，如此严重的“事故”自侵华战争以来还是没有过的，大本营对冈村提出了严厉训斥，恼羞成怒的冈村认定必是出了内奸，亲自对第69师团司令部及周围日伪人员进行了一次大“甄别”，结果将该师团长井上贞卫中将撤职，第1军参谋长调离才算完事。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驻晋的日第1军情绪低落，同时，太岳根据地的八路军部分主力已分头向陕甘宁分头转移，11月中旬，日军草率收兵返回原驻地。冈村的这次“铁滚扫荡”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实际上到1943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整整6年了，战争到1941年底已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国民已开始尝到战争的真正滋味，因战争需要大批的兵员和高额的战费，使得日本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已没有了战争初期的那种狂热。国内这些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外战场，对日军参战官兵的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多年远征异国，亲眼目睹战争之各种惨状，使得一些士兵和下层军官对战争开始产生了悲观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日军内部纪律已逞松弛趋势，抗命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恶性事故。如驻山东的华北方面军第12军，曾发生过数起士兵拒绝上前线，并殴打和枪击军官的事件，甚至导致了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及几名师、旅团长被解职。
冈村对读职部属的处理从不手软，同时也有完络的一套，特别是他的前任多田骏过去曾两度担任华北日军首脑，下面的关系盘根错节，这方面他更需小心。华北日军的旅团长、联队长级军官常年在区县驻守，一般没有机会来平、津大城市游乐，冈村认为“华北地区与一般战场不同，任务单一专搞治安整顿，因而有改变一下气氛的必要”。他提议经常让这些中级军官来平、津聚会一下，“表面上布置共同研究课题，实际上向他们提供二三天换换心境的机会”。而换心境的方法，不外乎饮宴逛景、肆意淫乐。结果，“这样实施的效果甚好，与会者皆大欢喜”。他坦率地承认，“勿宁说这是从维护统率的见地出发的”。
经过连续几年各种规模的“肃正作战”，冈村命令司令部幕僚编写了《剿共指南》一书，发给各个部队，对扫荡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守备碉堡、警戒铁路、构筑工事、安排步哨、接近村落、进行搜索、乃至防备手榴弹等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冈村称“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连与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但是，尽管他挖空心思研究战术，企图彻底消灭华北的抗日武装，然而却无法克服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由盛转衰、兵力吃紧，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调兵增援，至1943年底，冈村麾下已有五六个师团被调走，占华北日军师团总数的近一半。剩下的部队守卫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犹恐不足，更不用说主动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了。而中共武装渡过了1941年到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趁日军兵力空虚之机，又迅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捉襟见肘的冈村宁次手里没有几张牌好打，只得仰天长叹；良将无兵，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他是否为良将？另当别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来临，从大范围说，东京大本营注意的焦点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这关系到日本帝国的生死存亡，因为只有美国的海空力量才能直捣它的本士；从中国战场来说，对蒋劝降不成，军事打击的矛头又集中在国民党军身上，因为它认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而这样一来，自冈村宁次在1943年秋季发起的所谓“铁滚扫荡”草草地倡旗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