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进攻南昌时，西北侧后方的安全。
从3月20日傍晚日军强渡修水至27日晚占领南昌城，日军总共仅用了7天的时间。在作战的天数上，恰如冈村战前的估计。
冈村经常训戒部下：“战争是一种气势。通过急袭成功地突破敌阵，必然发展成疾风般的猛烈追击。使敌人先在心理上丧失抵抗意志，才会减少作战的天数和牺牲。”南昌作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据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记录为：战死14354人，伤17033人，失踪被俘10566人。总计损失了4万余名官兵。日方宣布日军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多名。双方损失的比例为20：1。
但是，对这个让人觉得日军的伤亡率似乎已被其官方缩小了的数字，冈村还认为统计有误，据他说：“我第11军各进攻部队，此役死伤共960名，其中战死者约为1／4。”在其战后写的回忆录中，又记载了这样一段事：“南昌作战开始前，军经理部长冈本主计少将（经常给予我们积极的协助）亲切地对我说：‘去年武汉作战之初，因收容伤病员的设备不足，发生了不少麻烦。这次，在德安的兵站医院按收容1万人左右，建筑了临时病房，请放心吧！’我说：‘那可太感谢了，可是这次最多也到不了1000人。’网本少将不相信地说：‘我可不愿人家哄我，不过我真希望那样啊。’我的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有一半也是我的愿望。至于完全言中，不过是巧合罢了。其中也可能包括我多年研究战史以及从武汉作战中体会到的‘灵感’的因素。”
不论冈村是否缩小了自己的损失，但每次交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率总是远远高于日军，无疑是令人悲痛的不争之事实。武汉会战中方投入了一百几十个师，日军有多少？这次南昌作战，中国第9、第3战区先后投入30多个师，而日军主攻和担任牵制任务的无非是3个多师团，其中两个是在日军中战力相对较弱的特设师团。
国民党嫡系及杂牌等中国军队，是在国内战争中起家和发展起来的。打内战，毕竟只是低水平人海战术的一次次重复。当日军以重炮、坦克和飞机隆隆开进这块古老的大地，以立体的、协同的战术进行攻防时，中国军队才发现真正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即使是嫡系的一个中国师，也不敢保证有与日军一个联队打成平手的把握；杂牌军二三个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联队的例子，更是寻常可见。蒋介石也曾多次说过：我们的高级将领，平日普遍不注意研究战略战术，战时畏敌如虎且心存保持实力之卑劣心理，是打不过敌人的主要原因。
在并不富裕的旧中国，经常保持着数百万大军，虽官兵物质保障微薄，但也毕竟耗掉了相当多的民脂民膏。可是，裁掉谁，谁都能找出震天的“理由”叫唤，军队成了一些人升官晋位、讨生活的场所，而御敌的职能何在呢？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实际上那一时也往往是扔下老百姓弃地撤走。
再者说，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仅仅是蒋介石所说的将领无能的原因吗？显然还有经济的、政治的诸方面原因，尤其不能忽略民族精神、性格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糟粕部分的积淀，以及统治者长期的顺民教育和蔑视人的尊严、人的权力，结果是顺民有了，人却麻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看到电影银幕上日兵砍中国人的头，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愤言汉民族精神状态之麻木，从此弃医从文，立志改造国民的精神。无独有偶，翻阅南京大屠杀等多宗惨案的资料和照片，常发现百十个日本兵竟能很快“处理”掉上万名中国战俘。那么多青壮年汉子明知难逃一死，居然能看着同伴们分批被投进坑内活埋或劈刺、砍头；他们一队队地轮候着，竟还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让那些日本兵杀得如此麻利、顺当。在欧洲，希特勒大批量“处理”犹太人，还须在围着电网、戒备森严的集中营里靠不直接面对面的诱骗投毒方式来实施，而日本兵屠杀众多的中国战俘、平民，往往只简单地找个可容下尸体的凹地、山谷便可面对面地下手。凄惨啊，悲哀！然而这却是当时的事实。如今，我们在揭露和谴责日本法西斯军队残忍暴行的同时，是否应再深入寻找和思考一下那时我们民族精神与性格方面的缺憾呢？
一个民族只有战胜了自身的弱点，才会腾飞。
迈向新世纪的中华民族，也不会让历史的悲剧和悲哀重演。
书归正传。日军在南昌作战得手后，各级官佐、士卒一片欣喜若狂，冈村也洋洋得意。接着，他又在德安战斗指挥所里，部署其第101师团留守南昌及近郊，第106师团驻扎于城西远郊。逗留几天部署完毕后，“军司令官等人便分乘3架轻型运输机于3月31日返回武汉。在军司令部匆匆庆贺了一下，立即着手考虑下期作战方案”。冈村宁次以为，南昌方面已大功告成。
岂料，蒋介石震怒于30余个师的人马，竟挡不住日军3个多师团的进攻，丢了南昌城。于是下令由第9战区的第四集团军、第19集团军和第30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