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南昌费思量，使用弱兵挑大梁；
国军素质忒低下，才使冈村逞凶狂。
话说江西省省会南昌，位于鄱阳湖以西、修水以南，这座赣江畔的城市在南浔铁路的最南端，乃水陆交通之要道。当时，中国第9战区基本兵力集中在长沙地区，该战区是冈村在武汉会战时的老对手，日军占领了南昌，就可使长沙正面和侧翼完全暴露，为他再与陈诚、薛岳等较量一番开辟通道。再说，南昌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武汉会战时，空袭日本海、陆军的飞机，多是从这里起飞；蒋介石决定撤守武汉后，武汉机场的中国飞机也多转移到了南昌基地。占领了它，无异于打断了原本就可怜的中国空军的一只翅膀。
自1939年卫月中旬开始，冈村带领司令部幕僚着手拟定详细进攻计划。被幕僚们称颂为“善于抓大纲”的冈村宁次，提纲挈领地告诫部下：“此次作战需要考虑的重点事项大体如下：（1）占领南昌必须渡过3条河流。第一条是修水。河宽约30。米，河水很深，其右岸有敌军在半年前修筑的长约8公里极为坚固的阵地。其右翼是鄱阳湖，其左翼是险峻的山地，因此，只有以军之主力强渡修水突破其坚固阵地，别无他策。（2）第二条河流虽无重大障碍，但敌军阵地重叠，然而，以突破修水坚固阵地之势，此阵地也不难突破。（3）南昌城前之赣江是宽1000米以上的大河，敌军如顽强抵抗，则难以渡河。（4）根据综合情报，防守这一地区之敌军，是第一流的地方部队。我判断其战斗力远低于中央军，因此，有必胜之信心。”
每次制定作战计划，冈村通常向参谋人员提示几项需要把握的问题，其余的事让他们放手大干，他本人则爱到下面的部队去四处转转、看看。可是“这次在大约两个月的期间里，因参谋们过于忙碌，抽不出随行人员陪同我去视察，所以我这个最喜外出视察的人，也不得不呆在司令部里”。
当然，他并非无所事事，而必须要考虑和决定由哪些部队担任这次进攻南昌的任务。
在着手拟定作战计划之初，他的司令部内部就哪些师团作主攻部队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军参谋长吉本中将认为，这次作战还应以第6师团为主攻，把握性大。吉本已被告知提升到华中派遣军当参谋长，希望离开第11军之前再漂漂亮亮地打上一仗。他还提出，即使考虑到该师团在以往战斗中已过于疲劳，也应由第9、第27师团作主攻，这样才能稳操胜券。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则主张使用第101、106师团，称：“他们在武汉作战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蒙受弱兵的污名，除本身应负一半责任外，军司令部对特设师团的使用不当也应负责任。因此，如有机会就应使其打一次胜仗，以便挽回名誉。攻占南昌，正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了10余天，于2月初上报军司令官，请冈村宁次最后定夺。
冈村在南浔线受挫，就是这两个师团没有打好，让他也跟着丢了面子，挨了大本营中某些人的讥讽和攻诘。他不服输，一直想让属下的这两支部队打个翻身仗，但要是再次失败怎么办？吉本和宫崎的主张各有道理；他一时难以抉择。事后，冈村谈起了当时的苦恼心情：“在战场上，大小指挥官不是站在这一方就是站在那一方……如果被夹在两个正当的要求之间，则常为决定取舍而苦恼。即为所谓‘义务上的矛盾’而烦恼。在所有的职业中，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得上军人那样容易受‘义务上的矛盾’的苦恼。回忆我本身的战场体验，才领悟到了这个道理。这特别使我想起南昌作战之际使用上述两师团时的苦恼和决断。”以上两师团都是特设师团，如前所述，与其他现役师团相比，其战斗力显著低劣。但是，我想这两师团也是日本人，在这里恢复他们的名誉，是为了全体日本人。第101师团从上海战役以来历经多次战斗，军部如果给予大力支援，可能更大地发挥战斗力量。第106师团虽然前次受到全军覆灭性严重打击，但这次却补充了大量的年轻士兵，因此，是塞翁失马还是得马，尚不得而知。然而，南昌作战终究是极为艰巨的战斗。我也了解到有不少人对这两个师团缺乏信心。如何是好？我陷入必须使作战成功的职业伦理上的义务，与同是日本人就要挽回其弱兵污名的社会伦理的义务的矛盾之中，感到非常苦恼。但是，我也考虑了当面敌军的素质，坚定了必胜信念，因而作出了由该两师团担任主攻的决定。”
2月底，冈村正式下达了第101、106师团为主攻部队的命令，并上报通知了东京大本营。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和作战部长桥本闻知冈村的决定，觉得甚为冒险，专门派青木诚一大佐赴武汉第11军司令部，要冈村改变决定。青木临行前，桥本代表大本营指示说：冈村要在南昌作战中使用那两个战斗力薄弱的特设师团，我们很不放心，这次你去直接任他的军参谋副长，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改变他的决定。
他们知道，冈村拿定了的主意轻易不会改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此人干涉过多，他会做出辞职撂挑子的事情来。
可是，青木来到武汉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