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哨卡，禁止通行，违者即予射杀。冈村见去不成了，只好从四谷坂町乘公共汽车到鞠町的宪兵队机关大楼，在那里与杉山元中将、喜多诚一大佐等人组成了临时参谋本部。数小时后，临时参谋本部召开部、课长会议，冈村和石原莞尔作战课长主张采取“断然镇压”的方针，以整肃军纪。
但是，一些陆军高层人物，如荒木、真崎两位大将及警备司令香椎中将等，内心赞同兵变部队提出的目标，主张以“训戒”和“劝导”的方针来处理，连“叛乱”一词都诲之应用。川岛陆相的态度也基本如此。
荒木和真崎本来就是发动这次兵变的“皇道派”军人的挂帅人物。自30年代初以来，日军部分少壮军人聚集在荒本周围，形成所谓“皇道派”。他们以日本帝国皇基永固为念，主张通过黩武军人的武装政变，自下而上地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这一派的领袖除荒本外，真崎甚三郎、建川美次和小(口克)敏四郎等，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从1932年少壮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枪杀首相犬养毅起，该派青年军官又谋划了“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形成了昭和时代日本军人以下剋上、犯纪作乱的风气。1934年初，荒木失去陆相职务，转任最高军事参议的闲职，这次发动“二二六事件”的少壮军人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让他重新出山。由此可见，他与兵变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
冈村宁次原先也倾向于“皇道派”，是荒木和真崎欣赏的干将，他能得到关东军副参谋长及现在的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的职位，即得益于他俩的力荐。但是，冈村虽然认为有进行“国家革新的必要性，但目前要把扶植满洲国作为首要任务，要稳定国内，即攘外必先安内，不应急于进行国家改造”，特别是近年来下级军官屡次制造兵变，“损害了军队的名声，削弱了首脑部门的统制力”。所以，事件发生后，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开始即明确斥责兵变者为一叛乱之徒”。
由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一直因病休养，本部工作由副总长杉山元中将主持，他与冈村的看法基本一致。因为几年来，内阁大臣10几个遇刺，包括个别军队将领也有被暗杀的，而刺客都是激进的日军少壮军官，弄得日本国上上下下一谈起军人都心存惊悸。一方面，这种暴力手段推动着称霸世界国策的运行，军界高层人士嘴上不说，心里相当满意；另一方面，青年军官身上这种非理性力量又让每一个高层官员，哪怕是军界高级军官睡不成安稳觉。因此，这次“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以杉山元为首的一些将领认为“不能再这么放任了。”
在日本，天皇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裕仁对这次事件持什么态度呢？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川岛陆相按兵变部队头目的要求，进宫面见天皇。他将情况禀奏天皇，并将兵变者要求的书面文件一并呈上。天皇阅毕，半天才开金口：“不管其精神如何，这次叛乱终归是非常遗憾，我意此次行动有损我国体精华。”
日本的臣民们视天皇为神。每个日本人在孩提时便都接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法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应尽义务。没有天皇，则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则没有家。对于日本人来说，天皇是神。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服从与尽义务。神的臣民们警告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要瞎眼。如果某人在演说中提到“天皇”二字，全体听众就会立刻将身姿坐正。由于天皇在道法上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天皇不能轻易说话表态。无论是御前会议上，还是临时向他禀奏的人，只能从其几乎毫无表情、含糊其词的半截话中，猜测天皇的意图。
这次川岛禀奏事件经过，天皇使用了“叛乱”一词来定其性质，跟以往发生此类事件时相比，已经是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了。但究竟是剿还是抚，天皇不给你拿主意，再追问下去就属于干扰圣驾，是做臣子的不懂规矩了。川岛本来内心就有些赞同兵变头目提出的要求，这次上奏，天皇又没有说非镇压不可，于是更倾向于以安抚为主。
东京街头的秩序越来越乱。2月27日上午，力主采取镇压手段的杉山元参见天皇，报告了外面的情况和自己的建议，终于得到了镇压的明确口谕，即以参谋总长载仁的名义下达戒严令，部署武力解决的方案。
从27日天皇明确裁决使用镇压手段时起，冈村便整日呆在宪兵队机关大楼内，晚上也睡在那里，与其他部、课长们制定具体的镇压作战计划。参加兵变的官兵有1400余人，人数不少，而且来自战斗力强悍的精锐部队；事件发生在首都市区，他们占据的又是枢要位置，离皇宫很近，打起来难免要惊扰圣驾。这诸多不利，使冈村等拟制计划者，绞尽了脑汁。
再说川岛义之、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3位大将，仍想避免对兵变部队开战，他们派人找到香田等人，要叛军来人到宪兵队机关大楼——临时参谋本部谈判。27日晚，香田大尉、安藤辉大尉和竹岛继夫中尉如约前来，他们觉得陆军中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便声言：
“如果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能撤